今年是联合国国际玻璃年，国内博物馆界掀起玻璃艺术热，先有“异彩纷呈：古代东西文明交流中的玻璃艺术”展亮相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后有“丝路琉光——从地中海到长安的古代玻璃艺术”展登陆西安博物院。

　　尽管中国玻璃的起源最初受到西方玻璃制品和制作技术的影响，但人们或许不知道，中国自制的玻璃竟也有长达2500余年的历史，得名“璆琳”“琉璃”“药玉”等，并在时光的长河中淬炼出中国玻璃艺术特有的神彩，尽显中华文明博大的包容性和伟大的创造性，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编者

　　

　　作者：薛吕

　　玻璃，指的是人们使用石英砂（SiO2）、助熔剂、稳定剂和着色剂在高温下烧制而成的非晶态硅酸盐化合物，被誉为“火与沙的艺术”。考古证据表明，玻璃发源于距今4000多年前的两河流域。与西方玻璃相比，中国制造玻璃的历史相对短一些，但也有2500多年。

　　玻璃曾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材料之一，价值堪比黄金。由于合成玻璃的配方组合变幻无穷，成型工艺种类繁多，装饰风格丰富多彩，因此历史上的玻璃制品千姿百态、美轮美奂，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玻璃艺术承载着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悠久故事。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呈现的玻璃文物都向我们述说着东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意义和中华文明博大的包容性和伟大的创造性。

越王勾践剑的玻璃镶嵌部分，春秋晚期，荆州博物馆藏

缠丝纹玻璃瓶，洛阳东郊出土，东汉，洛阳博物馆藏

　　玻璃壁，战国中期至汉代早期，约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150年，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藏

　　中国古代对于玻璃材料的审美认知，与崇尚玉石的文化紧密相连

　　玻璃在中国经常被称为“舶来品”，可见人们视这种材料为外来之物，赋予其中西方交流的特征和内涵。中国玻璃的起源最初受到了西方玻璃制品和制作技术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春秋末战国初期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西方玻璃珠。

　　中国自制的玻璃大约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保存完好的越王勾践（在位时间为公元前496年至前464年）剑上的半透明内含小气泡的蓝色玻璃是目前较为公认的最早的中国古代玻璃，剑格两面除了镶嵌有玻璃之外，还有绿松石，一起构成了精美的图案，经检测该玻璃含有一定量的钾和钙，属于碱玻璃。这一时期的考古证据也都表明，中国早期的玻璃有着可能超过绿松石等天然宝石的重要地位，是稀世珍宝。

　　中国古代对于玻璃有多种称谓，这些称谓或多或少揭示了玻璃在中国古代的起源以及人们对于这种材料的认知。关于玻璃材料的最早文献可能记载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其中将玻璃材料称为“璆琳”。璆琳本意为美玉，当时可能并没有单独的词汇用以描绘玻璃材料，而借该词称呼类似玉材的玻璃。

　　西汉以后“琉璃”一词出现，成为中国古代对于人造二氧化硅器物最广泛流行的一种名称。该词被独立提出和使用的证据最早可能出现在西汉桓宽的《盐铁论》中：“……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此时，玻璃材质可能与玉石、珊瑚等材料已有所区分，有了独立的材料审美和文化价值。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罗马帝国（大秦）生产的玻璃器物开始大量传入中土，《后汉书·西域传》有记“（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这里的琉璃，确切指的就是玻璃器，而随西方吹制玻璃器传入中国的还有西方人发明的吹制玻璃技术。“琉璃”一词在隋唐时期仍然频繁使用，《隋书·何稠传》曰：“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寻加员外散骑侍郎。”从唐朝保留下来的50多首与琉璃有关的诗歌来看，唐朝人将琉璃看成是晶莹、纯净、美好的象征而加以崇尚，对琉璃十分珍视。比如，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咏琉璃》中赞：“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玉。象筵看不见，堪将对玉人。”他将琉璃同冰、玉相照，散发出诱人的风采。又如，《邺侯家传》中记载：“唐代宗大历十三年，上召李泌入见，因容路嗣恭初平岭南，献琉璃盘，径九寸，朕以为至宝。”“琉璃”的名称一直沿用到现代，有些地区现在仍在使用，比如山东博山（古称颜神镇），从其发展玻璃工业开始就一直称他们制作的玻璃制品为“琉璃”。

　　需要注意的是，清代用“琉璃”一词指代建筑上的琉璃瓦及瓦顶的饰件。为了与之区别，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宫廷建立造办处玻璃厂的时候使用了“玻璃”一词，最终确立了该词的内涵。而“玻璃”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中称国产的玻璃灯为“琉璃”，而在同书卷二“赏花”中记载有：“……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阿拉伯）玻璃官窑等瓶，各簪奇品”；因此我们当代人所称的“玻璃”一词其实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玻璃这种物质在中国古代还有一些别称。比如，西晋时期发现的《穆天子传》中称玻璃为“药玉”，晋代郭璞的注释为“今外国人所铸器者亦皆石类也。按此所言，殆今药玉、药琉璃之类。”东晋葛洪《抱朴子》中称玻璃为“水精”：“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瓘玉”一词出现在《元史·百官志》，记载元代设瓘玉局，为宫廷监制玻璃器的机构，故而瓘玉局制造的玻璃称为“瓘玉”。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载：“罐子玉，系北方用药，于罐子内烧成者。若无气眼者与真玉相似。”可见明代将玻璃称为“罐子玉”。明清时期还流行将玻璃器称为“料器”，推测是因为北京等地区需从外地购买玻璃料，再加工成器，故而将玻璃称为“料”。

　　从以上的这些名称可见，中国古代对于玻璃材料的审美认知与崇尚玉石的文化紧密相连，制作玻璃的目的大多为了模仿玉石和其他天然宝石或半宝石，因此古代玻璃多呈现温润如玉的不透明或半透明蓝绿色和白玉色。

玻璃莲瓣托盏，元，甘肃省博物馆藏

蜻蜓眼玻璃珠，战国时期，荆州博物馆藏

　　玻璃胎画珐琅花鸟纹诗书画印对瓶之一，乾隆时期（1736-1795），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藏

　　战国中晚期的国产蜻蜓眼玻璃珠开创了独特的铅钡玻璃体系

　　中国发现的早期玻璃主要是珠子，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珠子风格现代称为“蜻蜓眼玻璃珠”，比如著名的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173颗蜻蜓眼玻璃珠，经检测属于钠钙玻璃，由此判断大部分是从西亚贸易进口的，此时的玻璃价值堪比黄金玉石。

　　至战国中晚期，国产蜻蜓眼玻璃珠数量增多，不仅吸收了西方珠子同心圆的装饰纹样和风格，同时融合了几何纹，产生了更为丰富的图案和造型，并且开创了以氧化铅和氧化钡作为助溶剂，独具中国特色的铅钡玻璃体系，这在世界其他古代玻璃体系中前所未有。与此同时，还孕育了一些典型的以玉器为蓝本的本土玻璃制品，比如玻璃璧和玻璃剑饰等，而这些玻璃相对集中的出现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战国中晚期楚文化的小型墓葬中。

　　汉代是中国古代玻璃发展自成体系的重要阶段，延续了战国时期制作仿玉的铅钡玻璃传统，并在配方、规模数量和形式上都有创新。其中作为葬玉代替品的“丧葬”玻璃占有很大比例。西汉时期仍然沿用玻璃璧随葬，但还出现了玻璃衣、玻璃九窍塞、玻璃晗蝉、玻璃握玉等新的形式，以及用于人身上起到装饰作用的耳珰、带钩和器物上的玻璃镶嵌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玻璃容器，其中著名的就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玻璃盘和玻璃耳杯，这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使用铸造工艺制作的国产玻璃器皿。此外，广西地区新生了以氧化钾作为助溶剂的钾玻璃品种。由此可见，汉代中国的玻璃制作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并且形成了中原和广西两个主要的生产体系。

　　至晚从5世纪开始中国掌握了玻璃吹制技术，至隋唐得到一定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动荡，原本建立的铅钡玻璃制作业逐渐衰落。而在西方，公元前1世纪中叶，西方人发明了吹制玻璃工艺，成为了世界玻璃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牌，相关的吹制玻璃制品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由于进口的罗马和伊朗萨珊玻璃器制作精良且具有极高的价值，因此成为了当时统治阶级斗富炫耀的资本。罗马吹制玻璃晶莹剔透的特质大受追捧，西晋潘尼在其《琉璃碗赋》中大为赞誉：“取琉璃之攸华，昭旷世之良工......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但从现有考古发掘来看，此时中国可能还尚未掌握相关技术形成本土的吹制玻璃制造业。

　　河北定县北魏塔基石函（481年）出土的7件有着中国传统器形的吹制玻璃器表明，至晚在公元5世纪开始，中国掌握了玻璃吹制技术，是罗马吹制技术传播东渐候的结果。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盛行及舍利瘗埋制度的逐步形成，本土的吹制玻璃业得到一定的发展。舍利作为佛教中最为重要的供养对象和神圣之物有着无上灵异，在薄而透明的玻璃器贮存中得以使信众们瞻仰其真身，白居易的《游悟贞寺诗》中描述称：“双瓶白琉璃，色若秋水寒。隔瓶见舍利，圆转如金丹。”类似像甘肃泾川唐代大云寺塔基出土的用石函铜函、金棺银椁和玻璃瓶层层相套瘗埋舍利的创新方式不仅为白居易的诗歌提供了十足的画面感，而且表征了玻璃（琉璃）作为佛经“七宝”之一的特殊地位，玻璃器在佛教中的使用一直持续到当代。

　　玻璃器在宋代日常生活和居室陈设中已不陌生，却又未成主流

　　玻璃器作为世俗化日用品的时间大约是宋辽时期。作为食器的玻璃酒杯、玻璃碗、玻璃瓶在宋代的宴庆、待客等隆重场合使用，或以玻璃器来装点士大夫的雅集场所。如：洪适《千秋岁》“代上帅宅生日”中记有：“为寿处，玻璃凿落斟醽醁”。南宋周密在《齐东野语》提及友人紫霞翁“供客以玻璃瓶洛花，饮客以玉缸春酒，笑语竞夕不休，犹昨日事”。而宋人绘画中频繁出现的玻璃器也表明玻璃在宋代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和居室陈设中已并不陌生。

　　然而，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精湛的制瓷工艺，宋代瓷器已成为了普通家庭的日常用具，相比之下，玻璃易碎，且经不住骤冷骤热，虽然宋辽至元明时期佛教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玻璃器数量增多，且出现玻璃动物、瓜果、灯、簪等多样品种，但玻璃器在古代一直都没有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的主要日常用具。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第20号墓出土的一套精美的天蓝色玻璃莲瓣托盏彰显了元代（官造）玻璃制作的最高水平。山东博山从元代开始就已成为我国玻璃制作的中心，明代不仅向朝廷进贡玻璃器物，而且在清代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还有博山玻璃工匠供职的记录。博山元末明初的玻璃作坊遗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古代玻璃生产遗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出土文物包括玻璃炉具、玻璃料、玻璃簪、珠、环等。

　　玻璃盘，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公元前165年至公元前113年，河北省博物馆藏

蓝色玻璃瓶，北魏，大同市博物馆藏

　　清代玻璃作制作的玻璃器物，在世界玻璃史上画下浓重一笔

　　世界玻璃艺术发展中有一个明显特征，即每一次的玻璃制作繁荣期都发生在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时期（国家和地区）。玻璃总在具有活力和多层次文化的背景中形成其独特的创造性表达方式：公元前埃及文明的鼎盛时期，公元纪年时统治欧亚板块的罗马帝国，14、15世纪经济实力雄厚、处于文艺复兴的威尼斯，18世纪的中国清代等等，毫无例外都出现了玻璃艺术的繁荣期。

　　康熙三十五年（1696）造办处在皇城内蚕池口天主教堂西偏设立了玻璃厂，专门为皇家制作玻璃眼镜，玻璃瓶、碗、杯、盘、罐、渣斗、水丞、笔筒、笔架、鼻烟壶、香炉等器物，用于光学、生活日用、陈设、赏赐、宗教礼仪等各个方面。

　　康熙时期中国的玻璃器显现了西方吹制玻璃的主要特征，以单色为主，薄而透明，造型流畅轻盈。雍正朝之后，很少有制作水晶般透明的玻璃器物，此时通过使用切、割、雕、琢方式来揭示玻璃材料模仿其他材料的特性受到青睐，玻璃器物呈现简单的造型、多样的颜色且主要是半透明或不透明为主。乾隆时期是整个中国古代玻璃制作的最高峰，生产规模和创新品种不断增多，玻璃材料的价值等级提升，并形成了明显的风格体系。

　　宫廷造办处玻璃厂（玻璃作）制作的玻璃器物是清代玻璃最高水平的表达，其兴盛不仅与皇家的支持、西洋来华传教士的技术引入有直接的关系，同样还得益于中国悠久强大的工艺美术传统，陶瓷、玉器、青铜、漆器等都为玻璃的造型、颜色、装饰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灵感。在中西文化技术交流的背景下，清代玻璃的新品种包括有宝石红色玻璃、金星玻璃、金刚钻刻花技术、玻璃胎画珐琅工艺，以及开创性地研发了玻璃套料雕刻技术，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风格特征，在世界玻璃史上画下浓重的一笔，影响了后世。

　　自清代开始，玻璃以其独特光学性能和美学表达融入建筑艺术中

　　在当代人的脑海中，可能对玻璃的认识更多来自于玻璃窗，习以为常的玻璃窗在古代可是稀罕物。中国古代建筑，无论官署还是民房的窗户多以纸糊，玻璃作为建筑门窗的使用材料较早的证据可见于东晋葛洪辑抄的《西京杂记》：“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照达，毛发不得藏焉。”到了唐代，“玻璃窗扉”继续作为建筑装饰材料在宫廷中得以应用，唐懿宗年间中进士的王棨曾奉旨写过一篇《琉璃窗赋》：“窗户之丽者，有琉璃之制焉，洞澈而光凝秋水，虚明而色混晴烟”。因此，古时玻璃为建筑装饰物仅为宫廷、达官显贵之所用，且很少见。五代、宋的文献古籍中目前还没有找到琉璃窗的相关记载。到了元代，《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描述元宫殿时曾道：“窗上玻璃的装置，也极为精致，犹如透风的水晶”。

　　直到清代，琉璃窗作为建筑材料在清中期的宫廷中得到广泛应用，多使用从粤海关及官员进贡的欧洲进口平板玻璃片，价格十分昂贵、稀有。康熙年间内务府的记载中畅春园已安玻璃装修，雍正时期，平板玻璃开始在紫禁城中使用，但只在一扇窗的中心位置安装，其余部分仍用纸糊，称为“安玻璃窗户眼”，之后也有采用“满安玻璃，碎分成做”的方法，即用小料拼装成整块的玻璃窗，以代替纸窗。直到乾隆中叶，才发展至“满用玻璃”，即一个窗户镶嵌一整块完整的大玻璃，当然还会在门窗的木隔扇中镶嵌带有绘画的玻璃用以装饰等的做法等等。乾隆皇帝的多首御制诗中都曾细致地描写并赞誉玻璃窗的特质，比如《玻璃窗》中咏道：“车窗悬玻璃，障尘胜纱帷。内外虚洞明，视远无纤遗。可避轻风寒，还延暖日曦。惟是听受艰，扬言声似卑。耳属或不闻，目成乃可知。明目信有济，达聪非所宜。致用当节取，格物理可推。”可见，自清代开始，玻璃除了以日用器物的形式再次回归中国人的视野，同时以其独特的光学性能和美学表达融入到建筑艺术中，并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逐渐深刻影响社会的文明发展。

　　（作者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副教授、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亚洲玻璃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