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诗宇

　　很多人都听过那个著名的假设：给无限只猴子无限的时间，它们总能在电脑上敲出一部莎士比亚全集。人们都在争论猴子“能或不能”的概率问题，其实真正重要的是题干中的“电脑”。屏幕和键盘带来的无限试错与有限选择，极大提升了“创作”的下限，而刀与石头、笔与纸的时代，没人会把猴子和文豪相提并论。

　　相比古人惜字如金、思虑再三，才将最值得记忆的事情留在岩壁、竹简与并不容易获得的纸张上，我们的写作和传播实在过于便利。然而与那些虔敬的古人、穿越千年的作品相比，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我们写得更好了吗？

　　读屏：目光从陡峭的山坡滚落

　　当我们说自己不如古人写得好时，总喜欢拿李白或曹雪芹的灵感、才华说事；但从事过创作的人，都知道这不仅是一门技术活，更是一门辛苦活，作品的水平和高度，绝对和练习与实践的数量、工具的便利程度有关系。

　　所以关于这个论题，我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当我们在用今天多如牛毛的作品和矗立在历史巅峰上屈指可数的名著对比，而得出今不如昔的结论时，应该意识到我们是在用过去的标准要求现在，用历史的标准要求现实——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双标”；今人的所谓不如古人，是一种筛选之后的幸存者偏差，更缘于今人选择以另一种叙事、语言、思想的风格，去迎合不同的阅读方式、载体和目的。

　　这么说有些抽象，我举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例子。2004年左右，屏幕第一次取代纸张，成为我阅读的主要载体。那是一块最多只能同时显示52个字的MP3单色液晶屏，我用它阅读了至少数百万字的内容。没错，这一个自然段到这里已经超过70个字，在小屏幕上我一眼看到的比这些更少。在这样的屏幕上，任何一次“回看”都意味着巨大的操作成本，将我的阅读形容成一次有去无回的滑雪或滚楼梯，是完全不为过的。在“单向度”的阅读中，我更多关注小说的情节是否跌宕、人物形象的命运是否曲折，以及不能过于复杂的线性叙事到底传达出什么样的“想法”和“点子”，语言和叙事是否禁得起反复品味，则显得没那么重要。

　　后来电子设备技术不断升级，我们的屏幕逐渐变得比书更大，但阅读的习惯却难以回归过去。在Windows系统自带的Edge浏览器中，有一项功能的设计思路耐人寻味。当网页文字较多时，用户可以进入“沉浸式阅读器”，并选择“行聚焦”模式，此时偌大屏幕会变暗，只有中间一二行文字部分仍然亮着。浏览器给出的提示是“有助于在阅读时提高专注程度”，其实相当于强制大屏幕前的人梦回单色液晶小屏时代，心无旁骛的代价是默认上下文之间的勾连，并没有强大到必须同时出现。想象一下每天在手机信息流畅游的场景，眼睛聚焦在屏幕的中间点，不停滑动的手指、不停滚动的文字在这里一扫而过仿佛流水线——“回溯”在这里意味着不流畅，意味着读者“放弃”的可能，这是今天大多数作者很难接受的事情。于是那些曾经隽永的风格、诗意的文字、深奥的思想、纠缠的逻辑，都随着写作者对读者的迎合逐渐消隐。

　　在屏幕上写作的一个优势，是可用极小的操作成本辑录、索引资料，或是很轻松地大段修改、调整文章而无需重新誊写。理论上，给曹雪芹一套电脑并教会他打字，《红楼梦》必然会更快面世，那些或是没写完、或是被有意隐匿的东西，也很有可能会真正留存在历史之中。但对于今人来说，屏幕带来的便利更多体现在学术研究、学位论文，以及那些面对领导、客户的，有着明显需求和强制性的应用型写作中。文学创作是否因此变得更加精细或博大了？作家是否更愿意在一部作品上批阅数载、增删数次了？答案不得而知，工具便利的背后，是读者对于简约和粗放的需求，是市场对于速度与节奏的倚重。

　　拼音输入法：看不见的操纵者

　　大可不必因此就说作家已经堕落、文学已经崩塌。我注意到，近些年作家开办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大众视野，他们贴在手机屏幕上的常常是纸媒时代的作品，只要将其拆成更适合滚动的一句一段，再配上一些滑稽、生动的“表情包”，就可以产生很好的反响。屏幕读写带来的古今之变，更多体现在观念和诉求上，而不一定触及文学创作的本质。

　　接下来说到的这个问题——拼音输入法，则对于一个时代的创作产生更无形、不可抵抗的影响。对于手写者来说，每一个汉字都直连脑海，任君选用；但在拼音输入法面前，字与词都有了潜在的“优先级”，对于输入法机制的迎合，与其他意识形态一同先在地约束着创作，影响着我们选择、回避哪些字词。

　　还是从例子说起。上世纪90年代大多数人刚刚接触计算机时，都用过一款名为“智能ABC”的输入法。这款输入法并没有今天这么方便的词库功能，为了一个稍显生僻的字，翻来覆去找上许久是寻常状态。极少数能人背下每一页候选字的顺序，更多人选择用“词”来锚定“字”，比如要打一个“宇”字，就直接打“宇宙”再删掉“宙”，以回避选字之苦。不要小看这一“捷径”的意义，拼音输入法除了让你忘记字怎么写，更“逼迫”你打出原本不属于你思维的文字。

　　今天的拼音输入法在候选字的计算方面进步飞快，然而本质的东西仍然没有变化。如果说语言本身已经在人的思维和想表达的所指之间构筑了一道坚实的障碍，那么键盘上的拼音字母、输入法选字的逻辑，更用情绪成本堆砌又一道坚壁，让创作者更难表达真实的自己。简单地说，即创作者常常是“好逸恶劳”的，他们会选择更容易“打”出来的字和句，大数据积累的词频，也内化为大脑和手指的“肌肉记忆”，使人们的近义词选择日趋重复，词汇量相比义务教育阶段不断减少。在键盘面前，我们有可能是莎士比亚，也有可能只是更聪明一些的、但只能受工具摆布的“猴子”。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习惯了用电脑来做读书笔记，就会发现有些作家的创作很难摘抄——看似正常的叙述和对话，在打字时却会一错再错，大量的词都与输入法推荐的选项不一致——我并不能说这样就更好，但相比那些可以顺畅摘录的、输入法意义上的“标准化”作品来说，那些与键盘格格不入的作品或许意味着多样性，而多样性对于文学来说总是没错的。

　　“键盘”本身就是以拼音文字而非象形、表意文字为本位。完全有理由设想，一个中文母语创作者在使用拼音输入法进行创作时，比英文母语创作者的思维转换多了一个“步骤”，也受到了更多“规训”。反过来说，苏美尔文、古埃及文、古印度文等象形文字，都在拼音文字的扩张下“消失”了，汉字也从象形的甲骨文逐渐演变成今天的表意文字，随着拼音输入法成为“00后”“10后”的生活的基本技能，汉字又何去何从呢？

　　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表意文字的未来、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在“输入法时代”的新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还是回到文章的主题，屏幕和键盘的时代，我们写得更好了吗？实事求是地说，在一种古典的、严肃的审判维度上，当下文学创作的进步，确实与“书写工具”的发展不成正比；但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并非简单如施耐庵会打字，或刘慈欣必须磨墨吮毫的古今之辨，而是媒介革新之后，新的市场机制、社会地位、读者期待，正在把文学创作推到一个未知的方向。此时这一讨论的问题意识，绝不在于蔑视、批判今天的文学创作者，而是某种程度上也将作者视为一种被动的、新的“弱势群体”加以观照，进而唤起一些关于生成当下文学的整体机制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