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哲明 王彬

　　只要论及近现代中国画，溯其源头，几乎都绕不开“海派”二字。海派绘画绵延一百多年，各种艺术风格都曾在上海这片热土上融汇碰撞，来自各地的艺术家们在这里实践各自的艺术理想，并将一颗颗种子散播到远方。

　　潘天寿《烟雨蛙声图》九四八年 潘天寿纪念馆藏

　　海派绘画的辐射究竟有多广？从江苏、浙江到北京、西安、广东、香港甚至日本，都或多或少受到海派之风的影响。

　　为南京的国画奠定基础

　　海派绘画的流变期很长，辐射的地区也很广。由于海派绘画本身就有来自苏浙文人画的传统，再加上在沪上取得成功的画家们的传播，海派首先影响的是苏浙地区，并使这一地区几乎成为海上画坛的分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只要是在上海举办过画展或与海上画坛有接触的画家，大都能在本地高人一头。

　　海上画坛与苏浙画坛的关系非常密切，几乎是不分彼此。上海吸引了苏州一带几乎所有的优秀画家，自明清时期兴起的吴门画派、娄东画派、虞山画派，基本都为海上画坛“消化殆尽”。而南京画坛则不同，在保持自身地域风格的同时也传播并消化了海派绘画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新中国画”。南京是中国美术教育的发祥地之一，早在二十世纪初，李瑞清、萧俊贤便将中国画带入了两江师范学堂。而海派绘画的形成也是建立在包括南京地区在内的各画派融合的基础上的。李瑞清和萧俊贤及他们的学生吕凤子、马万里等画家最终也成为海上画坛的一员。

　　海派绘画对于南京的影响，起初是通过苏州、无锡等地的画会、学校及展览间接发生的，当时的苏州、无锡可谓是海派绘画影响南京的中转站。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举办了几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画展，直接吸引一批沪上画家至南京办展。比如1937年的第二届全国美展，就对沪上复古山水画的影响很大。1927年，徐悲鸿入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是当时画坛的一件大事，他聘请吕凤子、张大千、陈之佛、傅抱石、谢稚柳等从事教学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此后南京画坛的发展。可以说，1949年前的海派绘画为南京的国画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9年，上海美专、苏州美专、无锡美专三校合并，转迁南京成立南京艺术学院，这对国画界的意义不容小视。刘海粟、俞剑华、谢海燕以及陈大羽等人的加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南京绵延至今的文人画情结。

　　深刻影响南方新人物画

　　海上画坛与浙江画坛的关系，可谓错综复杂。从严格意义上说，海派绘画的形成主要是受浙江画家的影响，而海派绘画后来之所以能影响全国，其中浙江籍艺术家的贡献也最为可观。

　　浙江画坛与上海关系最密的地区乃嘉兴、萧山、杭州等地。嘉兴有些特殊，嘉兴虽属浙江，但嘉兴画家朱熊、张熊等所取法的对象主要是恽南田、蒋南沙等江苏画家，嘉兴画家还受到江苏人物画比如唐寅、仇英及改琦等人的影响。因此，从嘉兴来沪创作的画家的总体面貌与江苏籍画家相差不大，在上海画坛几乎与来自江苏的画风合二为一。

　　来自萧山的任伯年在上海成功创造出海派人物画的典型图式，并且在笔墨尤其是造型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画”中的人物画。杭州金石写意派文人画的发展与俞樾、章太炎、马一浮等大家提倡国学密切相关，而此派的图式则由浙派印学、浙派画风以及石涛、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的画风混合而成。

　　新中国成立后，海派绘画对于“新中国画”最深刻的影响来自海上画坛金石写意派的分流——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等人建立了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院前身）的中国画教学体系，他们将近代文人画转变为学院派艺术的同时，使浙江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保留了浓重的海上书画社团的影子，不仅将海派的文人写意画学术化，还成功影响了新学院体系中以方增先为代表的中西合璧人物画派。

　　正是在潘天寿的影响下，方增先将王个簃的写意花鸟笔墨、任伯年的笔墨造型与西方画家柏里曼、谢洛夫以线为主的素描相结合，这种笔墨加素描的中西合璧开创了南方“新人物画”最为成功的图式，并且影响了北方的人物画坛。

　　齐白石开京派新风

　　海派对北方画坛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京派的影响。早年曾活跃于海上画坛的金城曾倡导“国粹”绘画，正是以他为核心，北方成立了著名的中国画社团——湖社，这是20世纪初北京中国画坛最为重要的事件。金城的画学思想比较复杂，他对文人画有独出己见的认识，他的艺术主张与严格意义上的海派艺术并不合拍。金城在北方画坛的意义，是将并存于海上画坛的一种可能而非海派的典型带到了北方，并巩固了20世纪初京派的正统立场。

　　1926年金城去世后，京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北京画坛开始全面接受海派的影响。随着陈半丁、王梦白等海派画家的日趋活跃，尤其是继承吴昌硕余烈的齐白石的日益成熟，北方受海派影响的画家与正统派画家之间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逆转。在金城影响画坛的时代，齐白石难以赢得公认，这可以从他著名的“人骂我，我也骂人”的题跋中见其一斑。齐白石的成功，有赖于陈师曾，也仰仗于徐悲鸿，陈师曾和徐悲鸿的慧眼好比海派的过滤镜。齐白石绘画的非正统性与徐悲鸿思想的反正统性，结合在一起开启了京派新风。

　　新中国成立后，齐白石因其画风的人民性广受推崇，他与何香凝先后担任中国美协主席，与陈半丁共同担任北京中国画院院长要职。与此同时，随着受海派影响的画家李可染、王森然、李苦禅、王雪涛的崛起，海派成功地融入并转化成了京派。

　　海派转变为京派的另一条通道是中西合璧。这一过程又是由与海派有特殊渊源的徐悲鸿及其建立的教学体系完成的。徐悲鸿中西合璧的画风与观念深深影响了以蒋兆和、方增先为代表的素描加笔墨派新人物画，以及以李可染为代表的写生派新山水画。蒋兆和的绘画底子是在沪上打下的，其思想以徐悲鸿为旨归，蒋氏与海派的渊源自不待言。而李可染的山水画则备受齐白石和黄宾虹的影响，为他介绍齐白石与黄宾虹的正是徐悲鸿。李可染与海派的血缘，也不言自明。

　　长安画派的海派渊源

　　在西北画坛独树一帜的长安画派与海派绘画也颇有渊源。长安画派的精神领袖是画家石鲁和赵望云，尤以石鲁为翘楚。石鲁与海派艺术有着间接但却重要的关系，他的国画底子主要是受其兄冯建吾的影响。1934年至1937年，石鲁曾就读于冯建吾在成都创办的东方美专，而冯建吾正是海派嫡子，他早年是上海艺术大学的学生，后转入昌明艺专，受王一亭和王个簃亲炙。

　　新中国成立后，西北画坛的“新中国画”之风兴起，除了抗战时期艺术院校西迁的因素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海派绘画的影响。

　　吴昌硕的日本弟子

　　海派绘画很早就对日韩地区产生了影响，这与海派大家吴昌硕当时的影响力不无关系。吴昌硕名传东瀛，首先是因为其在书法、篆刻上的成就。日本著名的书法家日下部鸣鹤、书画家滑川淡如等人都曾特意来上海拜访吴昌硕，并观摩其书、画、印的创作，对其推崇备至。1900年，日后被称为日本印学宗师的河井荃庐正式拜在吴昌硕门下。这对于吴昌硕的艺术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王一亭是吴昌硕家中的常客，他是20世纪初上海最大的实业家之一，两人可谓亦师亦友。王一亭不遗余力地推广吴昌硕的艺术，并介绍他与当时的日本政商界名流相识，为吴昌硕举办展览。此外，蒲华、钱瘦铁等人的作品也被不少日本的艺术爱好者购买。

　　一些海派画家移居海外后，在当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比如孙慕唐、孙星阁、刘抗（刘海粟学生）等在新加坡，吴子深在印度尼西亚，张守成（吴湖帆学生）在美国，都对海派艺术起了不同程度的推广作用。

　　回望历史，与海派绘画有渊源并影响全国的画家很多，尽管他们的画风不尽相同，但这些或从沪上美术院校毕业，或曾是海上画坛风云人物并担纲过各地美术界重要角色的画家，皆将海派视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并各自努力铺展着海派的外延。（汤哲明 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