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张静

　　《依稀前尘事》是陈思和教授最近出版的随笔集，收录了作者自1987年至2020年间写就的文章，共18篇。事实上，占据文集四分之三篇幅的前9篇，应该被视为论文而非随笔。这部分内容通过对王国维、鲁迅、周作人、巴金四位作家的详细讨论，结构性地呈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过去百年中的人生价值取向。后9篇是涉及蔡元培、陈寅恪、冯友兰、胡风、贾植芳等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较为短小的序言、书评等读书随笔。18篇文章集结在一起，能清晰地看出作者30多年来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价值取向问题深入且系统性的思考。

　　他们是有代际关系的

　　通过对他们的讨论，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自我身份的确立、人生道路的选择以及可选择道路的限度

　　这些有关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问题的关切，是从作者具体而微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提炼出来的。王国维（1877—1927）、鲁迅（1881—1936）、周作人（1885—1967）、巴金（1904—2005）四位，既是作家，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是有代际关系的，基本上覆盖了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节点。也因此，通过对他们的讨论，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自我身份的确立、人生道路的选择以及可选择道路的限度。这些问题都复杂隐微，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又意义重大。

　　文集中对于这部分文章的编排并非按照写作的顺序，而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第一篇《王国维鲁迅比较论》发表于1987年，是收录的文章中作者写作最早的一篇。王国维与鲁迅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早期引进西方现代思想最重要的两位知识分子。通过对他们所吸收的西方哲学谱系的溯源，文章指出，“王国维寂寞的自沉与鲁迅壮丽的新生，正是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两种命运的象征”。作者认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由于缺乏从感性中积累出来的经验，在向西方现代思潮吸取能量的过程中，他们反倒获得了一种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不信任感，也因此，就像鲁迅在《过客》中所写的那样，跋涉者有勇气去追问：“走过那坟地之后是什么。”

　　第二篇《新文学初期的两种思潮》在一开始便明确地提出了要探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问题。知识分子阶层从古代向现代转化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世界性”的引入。文章指出，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正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相连。在这场运动中，与古代士大夫阶层不同的是，以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找到了庙堂以外的新平台：学校、杂志和他们的西方思想学术。这三个要素构成了新的现代的知识分子的岗位，作者称其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在这样的脉络中，文章最后进行了鲁迅和周作人的比较。作者同样追溯了他们在西方思想谱系中的不同选择，将其概括为“雅典精神和斯巴达传统”。某种意义上，这两个不同的传统正可以联想到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意识与广场意识之不同。而这种看似简单粗暴但又不无正确的比照，确实能够最直接地点破周氏兄弟二人对于自己人生道路的不同抉择。这篇发表于2003年的文章，事实上为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新的研究视野和理路。

　　庙堂意识与民间岗位

　　作者和当时的文学史家一起，通过对前人之不同理解的观点碰撞，事实上也是在集体探索现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难题

　　接下来是三篇鲁迅作品的研究文章。

　　《新文学的第一部先锋之作》以文本分析的方式，详细论述了《狂人日记》的先锋性。作者从鲁迅发表这部作品的1918年想到了卡夫卡写作的时代，想到了威廉·戈尔丁几十年后写作《蝇王》，处理与之相似的忏悔、人性黑暗、群众暴力等问题。这样的联想背后，是作者多年来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视野中，以及对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等问题的持续思考与关注。《作为“整本书”的〈朝花夕拾〉》是文集中写作时间最晚的一篇。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作者明确地指出《朝花夕拾》有不容忽视的独立价值，不能仅被视为自传作品、仅供研究参考之用。《论鲁迅的骂人（外三篇）》分别写于1996年、2000年和2002年，能够看到作者对于鲁迅杂文的持续的兴趣。而作者的这种对于骂战的关注，需要被还原至写作的具体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之中。

　　如果以知识分子的岗位为标准，前面的这些文章大约可以看出作者处理的是具有庙堂或广场意识的知识分子，而接下来对于周作人和巴金的讨论，则更多地看到具有民间岗位意识知识分子的苦苦求索。作者将专论周作人的文章命名为《现代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确立》，发表于2004年，是前文《新文学初期的两种思潮》的问题延展。文章认为周氏兄弟走上分岔路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从“意识到仅靠文学是无法解决中国社会急迫进步的问题”开始的。他们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有了不同选择。作者借用古代手工业行会术语，再一次阐发了他所主张的“民间岗位”这一概念。作者从“为什么要读《知堂文集》”开始，探讨其中的删改问题，其后非常细致地分析了《胜业》《沉默》《伟大的捕风》《闭户读书论》四篇文章，指出按照周作人本人的编排，这也宣告了他“人生道路的转向和新的价值取向的确立”。写于1990年的《关于周作人的传记》以写给钱理群教授的书信体写成。通过对当时出版的两本周作人传记的比较，作者直面了作为作家的周作人在岗位上的成就与他在人生政治道路上的失败。作者和当时的文学史家一起，通过对前人之不同理解的观点碰撞，事实上也是在集体探索现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难题。

　　理性是永远在的

　　无止境不是研究者迟迟无法解决，而是由被研究者复杂的人生经历和高洁的人生理想决定的

　　接下来是关于巴金的讨论。众所周知，陈思和教授是以巴金研究开启自己的治学之路的，透过巴金，他对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和实践道路进行着无止境的探索。这样的无止境不是研究者迟迟无法解决，而是由被研究者复杂的人生经历和高洁的人生理想决定的。

　　《现实战斗精神的绝望与抗争》对巴金小说《电》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巴金从年轻时便信奉安那其主义（Anarchism）或称为无政府主义，而在这一思想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或者在可见的将来也无法实现之后，他将自己的痛苦写进了小说中。作者向我们表明，巴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不论这个理想是什么，有理想这件事情应该内在于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正如作者所说，“巴金用他自己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创作所展示的图景，启示我们去思考知识分子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如何实现自己理想。”

　　《巴金晚年著述中的信仰初探》写于2019年，这篇可以说是作者近3年来写得最长、最着力的一篇文章。正是这篇文章，彰显了作者对于知识分子问题探讨的不停歇。这样的不停歇，与作者处于人生不同阶段有关，也与生活的当下时代有关。文章的结尾写到巴金的西湖，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无政府主义者聚会的地方。他说曾在西湖做过一个梦，是他《寻梦》里失去的那个梦。文章的最后一句，作者写道：“对于巴金来说，西湖的梦是做不完的”。而对于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来说，理想是永远在的。

　　隐含了当下的关切

　　这并非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是包括所有享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每一个人。正是这些石子的堆积，决定了河流的去向

　　通过这九篇文章，不难看出这本《依稀前尘事》收录的不仅是作者过往对于文学史的研究，也隐含了当下的关切。应该说，文集是陈思和教授30多年来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道路问题思考的完整呈现。所谓完整，包含了内外两方面。作者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对待问题的思考不离“内因”和“外因”两方面。这本文集是作为“光启文库”的一种出版的。以明代徐光启命名，彰显了文库的理念宗旨，“秉承徐光启的精神遗产，发扬其经世致用、开放交流的学术理念”。这也是陈思和教授在他的文学史研究中所倡导的。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界定为一场与国际同步的先锋运动。因此，在对于王国维、鲁迅、周作人和巴金的讨论中，他始终是将他们的思想和创作置于世界文学潮流的影响、波及以及对照视野中。但同时还需要注意到，他的研究也从来不忘“内因”。他将文章《士的精神·先锋文化·百年“五四”》作为文集的序言大约便意在于此。这是从中国文学内部来讨论五四何以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说，他的讨论始终是在世界文化视野中，在中国历史脉络下完成的，是完整的。文集再一次展现出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持续关注、思考以及完善和更新。

　　最后想说的是，陈思和教授不是一位研究理论的专家，他的写作风格一贯是比较朴实，娓娓道来，就像文集中呈现出来的。但是，他扎扎实实地提出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观点。比如我们所知道的“民间”“恶魔性”“潜在写作”“世界性因素”，这些观点不仅是后设的对于作家作品的阐释，更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观点引领了作家的创作，扭转了作家的美学，甚而文学史中对于作家的评价。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文学史，确立了新的判断标准。这是陈思和教授作为知识分子在本职岗位中的成就。他将学术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本立场。他认为这样的立场，使自己活得像一个知识分子。也因此，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持续探索，是内在于他的身份之中的，也是每一位有身份意识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关怀。通过这本《依稀前尘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探索路程。

　　在《编后记》中，陈思和教授一开始便用了一个比喻，他将五四新文学传统比喻为一条河流，而我们都是河床底下的小石子。这是他多次提到的说法。事实上，这里的“我们”令人感动。这并非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是包括所有享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每一个人。正是这些石子的堆积，决定了河流的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