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韩贵东

　　近年来，“技术伦理”的议题已成为学界与业界多维探赜的焦点，尤其是面对诸多现实技术的“催逼”与“摆置”，人们在一味享受技术之利的同时，也逐渐陷入技术异化的境地。由此，所带来的个体危机与群体道德困境演化为对技术的伦理德性追问。正如技术哲学家埃吕尔所言：技术已成为人类必须生存其间的新的、特定的环境。它已代替了旧的环境，即自然的环境。在某种意义上，技术已经与我们的生活形构了双向的互文关系，乃至于技术渐次成为我们肢体行动延伸的某种范式，进而在某些同构化语境中与科幻文艺相融合，达到技术之伦理道德讨论的目的，实现了科幻作品未来主义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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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对于技术伦理的讨论早已成为东、西方共同的道德哲学发问。自古希腊先贤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对技术坐而论道化的讨论与商榷，表达技术“真”“善”一致的观点；到海德格尔强调技术对于自然的“解蔽”，摆脱技术的“座架”等，再到庄子在《天地篇》中谈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将技术的要求重返一种所谓的“天道”，即自然的状态之下。德国技术哲学家阿明·格伦瓦尔德认为，“技术伦理学的任务范畴，是要解决伴随科学和技术进步而必然出现的种种规范和原则的不明确性问题”。可以说，技术与伦理是一对同向而行的概念，甚至于在实践意义中其应当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技术需要伦理的关怀，而伦理也成为技术跃升的标尺。

　　然而，在现实境遇中，技术的发展往往表现出伦理道德层面的断裂感或滞后性。这主要在于新技术的迭代升级已经使得伦理反思跟不上其迈进的步伐，当然，更为重要的在于人们对于技术利益最大化实现趋之若鹜的姿态，摒弃或忽视了技术发展的既定道德原则。诚然，就目前而言，对于未来性的技术发展如元宇宙的技术框架中全景沉浸数字孪生技术、扩展现实技术等的伦理审视往往是单一化、片面性或有限性的。如此，科幻作品的出场便具备了技术审视的当下性现实意义与未来性的道德至善旨归，不仅可以为技术伦理的发展提供思想实验，更能够铺就一条技术向善的伦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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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幻文学和科幻影视作品皆带有浓厚的道德关怀。科幻文学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的人类价值探寻属性，其对于人类中心主义化的道德批判，已使得我们窥探到人类自身技术行为的局限性。在科幻影视之中，创作者赋予了作品未来性的追问与思考，面对当下之未见而将来之可能的技术道德问题，人们既可以在视觉景观体验中获得良善的答案，更能够促成科幻影视寓言式的技术道德危机预演，真正建立科幻作品技术伦理思考与当下的联结关系。一言以蔽之，科幻作品中的技术伦理问题显隐，既可以为现实生活中的技术发展实现伦理预警的可能，并在技术哲学化的忧思之中，达到负责任道德向善的伦理目的。

　　科幻作品作为技术发展时代的文艺样态，其故事内容情节本就囊括了技术伦理研究的众多领域，为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在未来和现实技术隐忧之间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带领读者或观众在科学幻想的美学跃迁中探索和关注人类命运的未来走向。科幻作品大多设定了未来太空冒险、时间记忆旅行、生物灾难异变、战争资源掠夺以及乌托邦家园想象等题材内容，与此同时，也在技术道德焦虑中勾勒了技术的环境伦理症结，技术的生命伦理省思，技术导致的虚拟信息伦理危机等技术伦理议题，让读者或观众厘定世俗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技术现象，并在技术的理性反思中重构人类对广阔生命与宏大宇宙的崇敬。

　　自上世纪开始，大多数科幻作品就已开始讨论能源困境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问题。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为后来的科幻创作提供了环境伦理批评参照范例。面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倾向，科幻作品表达对技术审慎的反思态度，尤其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人不能够作为万物的尺度”已经成为科幻书写的关键要义。厄休拉·勒奎恩的科幻书写不仅带有明显的生态批评烙印，还融贯了道家回归自然的生态指向，成为具有穿透力的生态环境伦理科幻经典。从1969年《黑暗的左手》到1974年《一无所有》，其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描写，创造性地打破了西方科幻创作的一贯传统，中国哲学自然空灵、返璞归真化的内核流淌其中。威廉·吉布森赛博朋克小说中也充斥着大量的环境伦理意识，对于社会发展以牺牲自然生态为代价的写照，表现了其对于环境遭破坏的失落心绪与技术“拟像”生成自然的憎恶态度。《神经漫游者》中，真实的自然生态已经渐次被人工技术所主宰，人们生活于鲍德里亚所言的“拟真”生态之中，超真实的自然刻画警醒着人们重思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和谐关系。倘若要谈论生态环境危机的纵深向度，弗兰克·赫伯特的科幻巨著《沙丘》系列是绕不过去的经典范本。其在千年后的厄拉科斯星球上搭建了一个被沙漠覆盖、水资源匮乏、充满沙虫隐忧的地狱般的生态环境。可以说，赫伯特在《沙丘》中勾勒的环境伦理观念不仅具有时代性的现实价值，更难能可贵的在于其生态伦理忧思光芒四射，烛照各方，具备超越性的意义审视。有关生态环境伦理危机的中国科幻代表也不在少数，1990年由冯小宁所执导的作品《大气层消失》以及2016年周星驰执导的《美人鱼》，则通过对工业化的景象设定，展现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对于生态资源过度的开采所引发的诸多的环境污染问题。影片也表现出了导演对于人类生态破坏的批判性思考，控诉了既得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的非人道行为。王晋康、刘慈欣、韩松、何夕等一大批中国科幻作家积极探索了科幻书写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和《流浪地球》《时间移民》《超新星纪元》，陈楸帆的《荒潮》等，都在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强调了生态环境恶化所引发的诸多生存危机，其在未来性的关怀视野中，既让人们窥探到保护生态环境的迫切性，也使得读者对未来世界的生态隐忧增添了伦理维度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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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幻作品中的技术伦理观照还包含了技术对人之异化的产生以及主体性意识困厄的生命伦理指向。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克隆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器官移植技术、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等各项生命技术接踵而至，伦理道德领域开始涌现层出不穷的问题与挑战，引发了人们对于生命的思考。从科幻作品中的“血清试验”导致人性的迷失，赛博格造就技术化的身体，克隆人与人之间产生激烈的自由博弈等，人们能够在天马行空的科幻想象中，探赜生命的奥秘与人之主体性的身份症结。菲利普·K·迪克的科幻文本中既有对基因异变、人类器官改造的话题探赜，也对仿生人的存在表达了自己的生命伦理关怀态度。在《死者的话》中，路易斯脑出血后被放入防震棺之中，等待再次复活，字里行间为读者呈现了生命与死亡的伦理审视目光。正如海德格尔对“向死而生”的定义一般，《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里克对于仿生人的追杀道出了人之尊严的伦理学命题。《电子蚂蚁》中，加尔·普森经历一次飞车事故，在医院抢救时竟发现自己是仿生机器人，试图恢复人的自由生命身份，但却事与愿违。尊崇自然的选择才能够使生命获得厚重的意义与伦理的自由。2005年获得7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深海长眠》将“安乐死”这一生命伦理话题放置到观众的关注视野之中。医学技术的进步不仅可以造福人类社会，同时也因为其技术的发展使得贪图权欲的不法分子通过医疗技术而牟取暴利。王晋康的《超人新纪元》塑造了一个道德多面体的科学家形象：宇文平。他成为人们瞩目的科研新星，研制出艾滋病疫苗，但却在自我伦理道德的迷失中，将满腔才华投入制造超级男性的实验中，丧失科学精神的同时，还丢掉了人之生命尊严的信奉。面对生命伦理的质问，刘慈欣在中篇科幻小说《魔鬼积木》中完成了文本实验，探讨人兽“组合人”、基因改良的“克隆人”，这些边缘地带的群体身份界定和自由意志何以实现的问题，展现来自科学家、政治家、社会公众等群体不同的伦理立场，向未来技术的发展之途提出了伦理的质疑和挑战。江波的《机器之门》刻画了人类遭机器人反噬的悲惨命运，人类在与机器的抗争中丧失了自然生命主体的选择权。陈楸帆的《鼠年》，人类将基因技术应用在新鼠身体中，以此实现了自我政治经济利益的暴利谋取，最终对新鼠的捕杀彻底展现了人之良善德行消失殆尽的丑陋嘴脸，其借科幻文本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下生命工具属性的行为，激发人们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追问。在《荒潮》中，其既谈论了小岛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未来世界，也聚焦在资本倾轧与阶层异化背景下病毒感染所导致的基因突变等生命伦理问题，以末日启示录的眼光警醒人们对生态与生命技术运用时的谨慎与负责任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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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坦言，我们已经进入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未来世界物理空间的消解，使人们不得不正视虚拟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伦理危机。科幻作品以超前的伦理意识勾勒了虚拟信息技术伦理的危机蓝图，人们得以在这些作品的思想认知中提防虚拟信息形构的伦理困境。尽管，虚拟信息技术为未来社会生活提供了更多的便捷，但基于控制论之下技术对人之意志情感的操控与掌握，已经逾越了既定的网络道德空间。菲利普·K·迪克在《少数派报告》中围绕虚拟智能体的控制与人之自由意志选择的博弈，书写了虚拟信息技术伦理困顿的典型。2054年的美国，所有犯罪的场景都会被“先知”预演，警察以此可以提前阻止罪犯。但当主人公安德顿自己也被先知预言为犯罪者时，其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慢慢揭开了这套犯罪预测系统背后的隐忧与利益勾连。安德顿的主体性反思恰恰体现了其对“先知”预测的怀疑以及对自我意识主宰自由意志的认同。日本导演细田守2009年的经典科幻动画之作《夏日大作战》对技术造就的“虚拟”与“现实”两重世界关系进行思考。电影的故事内容围绕着数学天才少年小矶健二展开，由于其自身数字上的才华外露，在解开一系列颇为奇妙的数学问题之后，健二被误认为是侵入虚拟世界并破坏现实与虚拟界限的黑客“OZ”，而其背后的阴谋来自于虚拟人工智能一次有组织的计划。健二则在得知事情原委之后，运用自己的数学能力修复原已被破坏的虚拟世界，并且进一步阻止虚拟人工智能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干预与破坏。当然，从技术伦理忧思的视域来看，《夏日大作战》还为我们呈现了未来时代的一个巨大风险可能——大数据的信息安全与隐私泄露问题。同样，沃卓斯基姐妹的《黑客帝国》系列将镜头对准了人工智能控制的“矩阵”，电影中人类将自身的生活置身于由人工智能所创造的虚拟空间中，人之主体性的危机渐次呈现。人工智能产物往往出现主体、客体对于身份认同与确认的争执过程，既表现在“他者”思维的AI思考层面，也强调在场者的身份“自我观照”。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头号玩家》为观众营造了一个虚拟游戏的世界“绿洲”，人们在虚拟的空间之中得以抵达现实之中自我意志无法主宰的幸福，然而“绿洲”并非是真实本身，如福柯所言的“数字全景监狱”一般，其只是现实世界的虚拟存证。问题恰在于，当人们一味沉浸其中便忽视了现实世界饱含隐忍与痛苦的自然状态，因之，如何安放现实中肉身与灵魂的关系也就造就了虚拟信息技术更为严重的伦理选择问题。

　　诚然，伴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技术伦理的研究必然会迎来新的转向，而纵观科幻作品的内容表达，其往往呈现了一种“未来考古学”的诗性关怀。无论是科幻文学抑或是科幻电影，其中的想象力构建或需要“道德想象力”的加持。只有在对科幻作品中技术伦理思想重点关照的前提下，才能够给予人们面对时下技术伦理危机时，抵达自洽而诗意的技术界碑，从而以未来性的关怀视野处理好人类主体与周遭世界的和谐关系，真正走向温和而良善的美好生活。（韩贵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