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浩

　　《世界文明中的技术：四海一家，跨越千年的对话与交流》（以下简称《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一书，概述了自公元1000年起横跨千年的世界技术发展传播史。这场讨论围绕着三个关键概念展开：技术对话、环境制约和工业革命。

　　作者之一的阿诺德·佩西是2017年列奥纳多·达·芬奇奖章（美国技术史协会最高荣誉）的获得者，另一位作者白馥兰是现代国际汉学界、社会人类学界和科技史学界的顶尖学者，同样也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奖章的获得者。他们使用“技术对话”这个术语，来挑战自上而下的“技术转移”概念。新术语表明，技术传入一地后，通常被调整以适应当地的需求和条件，也常常引发进一步的创新。

　　本书追溯了1000多年来的这些相遇和交流，考察了农业、火器、印刷、电力和铁路等技术的变化，探索发生在世界不同地区的“技术对话”。

　　起点选在公元700年前后

　　《世界文明中的技术》是一本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史论著。两位作者通过对历史上对人类社会进步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些技术（如冶铁、火药、印刷术、铁路等）是如何在向不同文明地区扩散的过程中被运用、改进，乃至反哺到输出地的论述，有力地说明了技术对人类文明的推动和兴替作用。

　　作者将这种技术流变的起点选在公元700年前后是有原因的。这一时期在中国是盛唐时代，纵贯南北的运河水利交通系统已经建成，人口和贸易的集中地已从西北向南方迁移；联结中西的丝绸之路也已开通，使得东方技术的扩散成为可能。在技术集散地的中亚、阿拉伯地区，这一时期正是萨珊王朝从建立走向鼎盛的时期，农耕水利灌溉技术已发育得十分成熟，人口达到新高峰，文化空前繁荣。而在西方，这一时期的欧洲正处于中世纪，蛮族南侵已瓜分完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形成了稳定的割据分治状态，对发展利于生存的技术有着空前的渴望。这一切，都为技术从东方向西方转移提供了较完备的条件，使得技术交流（本书用了一个重要概念——技术对话——来概括这一形态）变得常态化。由此，整个东西方世界进入了一个技术发明和变革快速发展的阶段。

　　全书按编年史的体例将这些技术发展分为12章。书中没有罗列历史上所有的技术创造，而是撷取了若干对促进文明进步有着重要作用的技术进行阐述。这些篇章相互之间也不是彼此独立，而是包含着一种递进关系。例如，农业种植、灌溉和纺织技术贯穿于前七章，火药技术串起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八章，动力（蒸汽机、铁路和电力等）技术串起第七章至第十章。

　　不满足于充当技术搬运工

　　在所有这些论述中，作者突出了环境制约和生存发展需求对技术转移和变革的推动作用。我们不妨以火药为例来简述一下这种作用。

　　火药虽然早在中国春秋时期就已被发明出来，并在11世纪的宋朝成为抵御北方蒙古人南侵的武器标配，但直到蒙古人将这种技术带到欧洲（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地区）后，欧洲人才了解到这种技术。到13世纪，在蒙古人入侵波斯的过程中，用火药制成的炸弹和发射装置被带到了阿拉伯地区，并在攻城略地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阿拉伯人在见识了火药的威力后，很快便也学会了如何用硝石（在当时被尊称为“中国雪”）制造火药的技术，并发扬光大，以至于蒙古人在攻打巴格达（1258年）时，遭遇到一支装备有相似武器的伊斯兰军队，并第一次败北。这一失败，预演了两年后蒙古人在艾因贾鲁战役的大败，蒙古铁骑对阿拉伯地区的扩张就此终止，伊斯兰文明得以保全。

　　阿拉伯人的这一胜利不是偶然的。作者在书中讲到，从1280年开始，阿拉伯人“有好几本书都谈到了这类武器，很明显，他们并不是简单地重复从中国或欧洲获得的信息，而是不断反映着当地实际经验的更新”。反观蒙古人，他们不屑于亲自掌握这些技术，只是将这些技术视作权宜的手段。他们在攻打阿拉伯人时，所用火攻的武器是由随军带着的大批汉人工匠来操纵的。反过来，当阿拉伯人经过改进，设计出更先进的抛石机后，蒙古人在攻打南宋时，又将来自伊朗和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带在身边，由他们操纵这些先进的抛石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蒙古人虽然骁勇善战，但他们只是技术的传递者，而没有孕育出一种具有自己特色的、可传世的蒙古文明。

　　在蒙古人满足于充当技术搬运工的时候，战争的需要——在欧洲，这种战争表现为各小公国之间的频繁争霸；在中国，主要是指元末明初推翻蒙古人统治的战争——已使原始的火铳、火炮在欧洲和中国发展成更具威力的枪械（火绳枪）和铁制大炮。在此过程中，这些技术不但在中西之间相互扩散，也扩散到朝鲜、日本、印度和现今的越南（当时称为安南）。尤其是越南，他们在与明朝军队作战的过程中，缴获了大量火器，并对其进行了改造升级。“反过来，明朝人也将安南人的一些更优的设计纳入自己的火器制造。在持续不断的领土争夺过程中，明朝和安南也在一直相互借鉴和改进对方的技术。”这是对输出技术革新后反哺技术输出地的最好注解。

　　当然，火药技术的更本质的进步还有赖于科学的参与。欧洲文明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前后取代华夏文明而成为世界新的中心，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科学的诞生和对技术的引导。正是在近代化学科学的介入下，传统的黑色炸药让位于诺贝尔发明的黄色炸药。传统的黑火药是混合物（“一硫二硝三木炭”），是由经验摸索出来的，而黄色炸药是一种化合物（其主要化学成分为三硝基甲苯），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由实验室提炼出来的，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当然这是后话，与本书要达到的破除史学领域的欧洲技术中心主义的目标已无关联，因此书中对此没有述及。

　　上述关于火药的讨论同样适用于书中谈及的其他技术。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对汤因比研究方法的印证

　　作为世界范围的技术史，除了中国—中亚—欧洲这条技术转移主线外，本书还论述了美洲和非洲的独特文明成果，尤其是农业种植技术方面的成就。可悲的是，1513年欧洲人（西班牙人）抵达中美洲后，不仅开始了大肆掠夺，还将欧洲的天花和麻疹等病毒带到了美洲土地，致使当地对此毫无天然免疫力的土著陷入空前的灾难。但从技术对话的角度看，欧洲人带去了全新的耕作、采矿、纺织和制陶等技术，使得美洲很快融入现代文明，同时也将美洲的农产品——玉米、马铃薯、向日葵、辣椒、西红柿等传播到全世界。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为世界资源做出了贡献”。正是美洲的作物推动了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农业革命，并加速了17世纪以来世界人口的增长。

　　书中还介绍了史学界有关中美洲玛雅文明与同时期中国文明之间的关系。因为从美洲丛林中建造的巨大神庙、象形文字及其记录用的桑树皮纤维织物和精妙的历法体系上看，它们与中国早期相应的文明成果有着很大的类似形态。“李约瑟认为，独立发明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秘鲁和中国的梯田种植如此相像，也无法解释美洲和中国的吊桥之间的相似性，或者玛雅历法和中国年历之间的近似。”当然，这些至今都还是史学界的悬案。

　　实际上，不论从东亚和南亚各国在面对中华文明时作出的反应，还是蒙古人横扫世界时各地区文明作出的反应，我们都可以从本书的叙述中看到类似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给出的各种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挑战—应对”模式。因此，本书不妨看作从技术发生和转移的角度对汤因比历史研究方法的一种印证。

　　顺便指出，本书是阿诺德·佩西于1991年出版的同名著作的修订版。佩西于1937年出生于中国，父亲是传教士，母亲是护士。他虽然大学学的是农业工程，让其蜚声学界的却是他在技术史领域的成就。他撰写和编辑了很多技术史方面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本《世界文明中的技术》。甫一出版，即好评如潮，为李约瑟学派的反欧洲中心论提供了有力支撑。30年后，本书再出修订版，由白馥兰（Francesca Bray）给予修订和补充。白馥兰作为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与佩西一样，都曾参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在史学理念上都是坚定的反西方中心论的倡导者。因此，由她着手修订，不仅思想脉络一致，而且写作风格贴合，读起来没有违和之感，可谓完美合璧。还应指出，中文版译者朱峒樾治学严谨，翻译得非常到位，使中译本成为不可多得的技术史佳作。（王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