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意薇

　　近期，由翁子光执导的电影《风再起时》上映。该片由郭富城和梁朝伟担纲男主角，明星荟萃、阵容强大。影片取材真实历史，以港英末期华人警察磊乐与南江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展现了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40余年间香港的历史图景。

　　《风再起时》海报。

　　《风再起时》剧照。　

　　影片从2017年开始拍摄到今年2月5日公映，经过6年的打磨与蛰伏，加之导演在前作《踏血寻梅》中表现优异，故而，《风再起时》备受期待。该片公映后，虽然票房并不是十分可喜，但获香港金像奖多项提名，也算是对影片质量的一种肯定。导演翁子光说，这是一部被赋予了香港情怀的言情历史电影，是他写给香港电影的情书。

　　身份追寻与家国情怀

　　影片以上世纪70年代警廉冲突为序篇，十年为一分章，试图全景式展现香港历史和人文的特色与厚度。磊乐来自香港社会的底层，白手起家，有匹夫之勇；南江则属于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颇具谋略。两个角色一文一武、一动一静，相映成趣。

　　磊乐自幼失怙，在姑母和游击队员年哥的照顾下长大。在他身上，存在着朴素但真切的民族情感。当时，华人警察的地位很低，只能穿布鞋。还是学员的磊乐，不想只替老外擦皮鞋，要替所有华人学员擦鞋。在他的认知中，给人擦鞋是华人的一种上位方法，而能给所有的人擦鞋，就是所谓的“平等”。

　　探讨国家观念和身份认同是香港影片的常见论题。在南江身上，为了强化特殊时期的身份焦虑与伦理冲突，影片设计了一场“弑父”戏码。南江因琴艺精湛受到日本军官渡海的格外青睐，他疑惑却无力深思双方是否存在真正的友谊关系。直到南江母亲遭遇日军屠戮，渡海要求南江枪杀生父，改认自己为父，南江才认清了侵略者温情外衣下的凶残本质。即便父亲为了保住儿子的命，极力要求自我牺牲，但南江还是本能地反杀了渡海，完成了一次民族身份的认同和回归。

　　两位男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刻画都颇丰满，成长轨迹和人生选择与时代环境密切相连。青年磊乐即便遭遇同僚的挤压也不愿意同流合污。然而在战火纷飞中，他还是遗失了清廉、平等的信念。磊乐当差时用的手电筒是一个首尾呼应的道具，手电筒本来代表一束光明，涉世未深的他将钱塞入手电筒时，存着不安与愧疚。但几十年后，当他成为巨贪、逃亡海外时，早已忘了那只手电筒，如同遗忘了初心。

　　儒雅的南江在面临职业选择时，本将手伸向了打字机，但父亲帮他选择了通向权力的枪。相对于磊乐的张扬外放，南江低调、内敛、自律。南江和磊乐共同崛起，建立起权衡各方势力的新秩序。历史留给他们的选择仿佛是有限的，但是他们也主动地放任了自己的麻木和堕落，才落得背井离乡的下场。

　　语言魅力与文化传承

　　翁子光坦言，这部电影很梦幻，且这场梦做得放任、奔驰、不克制。毋庸讳言，电影中穿插的不少爱情绮梦，导致很大程度的艺术失真。但作为一部文艺电影，《风再起时》的布景、摄影、美术都非常考究，对白设计及旁白也显得格外用心。粤语原版保留了不少俚俗语言，包括南江“无头”的诨号、“有水便放水，没有便撤退”的俗谚等等。香港社会三教九流的方音俗语，甚至太太们的交际圈用语都充满活力，甚至玩起了谐音梗，以展现不同人物的出身和性格、态度和立场。

　　蔡真见磊乐耍帅，笑称他模仿格里高利·派克，磊乐不懂英文，嬉皮笑脸地接茬“隔壁在上课？”气氛欢乐活泼。谐音里也藏着刀锋和暗流：人名乔治，被调侃为“阻止”，或许预示着即将面临贪腐被清算的时代激流。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人物可能快速穿梭在不同的方言甚至语音系统中，南江即以语言的优势操着英语、粤语斡旋于港督、社团等势力之间，凸显出独特年代香港社会文化的杂糅与多元。

　　忆往“地水南音”

　　2月9日，《风再起时》获得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包括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最佳视觉效果等在内的8项提名。《风再起时》的音乐部分对于渲染时代气氛功不可没。“地水南音”是清末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粤地说唱，影片选用的一段来自南音《忆往》。《忆往》是失明艺人杜焕晚年自创的史诗，将香港上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的历史倾情诉说。影片中关于战争的惨状伴着瞽叟咿咿呀呀的胡琴，唱词字字带血，控诉着日军战火将香港变成炼狱：昔日繁荣的店铺每天都有人伤亡，成了空铺、成了殓房，每一间房子都承载了一个家庭的悲剧。

　　影片将几近失传的地水南音搬上大银幕，意义非凡，达到了唱者有心，闻者下泪的艺术效果。而由音乐人丁可操刀的片尾曲《狗》（又名《黑暗中的狗》）亦是全剧的点睛之笔，暗流涌动，和男主人公的命运形成了颇具张力的互文关系。（张意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