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元江

　　极其偶然地观看了丹阳市丹剧艺术发展有限公司、镇江市艺术剧院合作上演的丹剧《凤先生》。这是笔者第一次看丹剧，也是第一次听说江苏省还有丹剧这个濒危剧种。老实说，这个剧目作为剧种的地域特色并不突出。虽然该剧种的声腔据说源于大约有几百年的丹阳曲艺说唱“啷当调”，但该剧种的形成却很晚，是1958年“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初名为“啷当剧”，1959年9月才改名为“丹剧”，1960年初正式成立丹剧团。虽然该剧种在20世纪60至80年代曾在当地红火过一段时间，创作出《大哥，你好》《称婆婆》等有影响的剧目，但随着该剧团唯一一位作曲家的隐退，一时间成为了濒危的“天下第一团”。可这个“濒危”剧种却不太同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有深厚文化底蕴、传承年代久远的剧种，比如梨园戏、山二簧等。丹剧的“啷当调”作为瞽目说唱艺人的曲调，虽吸收了当地的民歌、小调和号子的音乐元素，但与曲牌、板腔体为主的各地方剧种相比，这种声腔旋律虽绵绵入耳好听，却辨识度较低，容易与地方小曲小调相混同。而且，该剧种由于形成较晚，虽然也学习了一些其他剧种的表演方式，但毕竟没有剧种的表演根底，因而从表演上也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基本上没有行当做派的区分，更谈不上演员绝艺绝技的展示。很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个丹剧作为剧种形态给人的印象不深，可《凤先生》这个剧目却引人入胜，让笔者非常有兴致地一口气欣赏完全剧后，几乎可以忽略这个剧种有什么特色的问题。

　　《凤先生》这个剧目虽然导演、舞美、演员等都有上好的表现，但真正支撑起这个剧目的最重要的因素是这个剧作的成功。这个成功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题材新颖。吕凤子（1886~1959）这个人物除了美术界学习研究近现代美术史等极少数人了解外，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是陌生的。这与吕凤子一贯的处世低调和过早的退隐去世有关。

　　二是选材精当。吕凤子自称他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画画、教书、办学。画画是他的天分，但这个天分不仅使他具有极高的艺术悟性，而且他也以极大的创造力成为新金陵画派的先驱和最重要的缔造者之一，在近现代美术史上被誉为中国美术界的“百年巨匠”。教书是他的职业，可这个职业并没有让他止步于一个“教书匠”的角色，而是极为敏锐地发现并培养了吴冠中、李可染、王朝闻等一大批当代美术大家，在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而办学原本并不是他作为画家、教师的分内职责，可他却在风雨飘摇、积弱积贫的时代，甘愿忍辱负重，把“教育之业，关乎民众立心、民族立魂之根本”作为他自觉承担的使命。也正是这个“使命”意识凸显了他像中国古代之“士”最高的人格境界“大人”之精神。该剧正是通过吕凤子一生中在辛亥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三次创办以屈原的《离骚》诗句“名余曰正则兮”命名的“正则”学校的艰难历程，以凸显他“让每一个人成为每一个人”、以“美育兴国”的远见卓识和人格魅力。

　　三是结构精巧。全剧一共三场：“定志”“画心”和“入海”，分别叙述凤先生的三次办学历程。又用“先声”倒叙1951年丹阳私立正则学校移交新政府仪式前夜，凤先生在《正则校歌》的背景下放风筝所引出的感叹。这里特别精巧的是风筝这个砌末贯穿全剧的设置。凤先生说到：“正则于我，恰如手中风筝，见它自平地而起，腾跃青云。毕生心血，汇聚其中，自是不舍，可却知晓，无论何时何处，手中但有一线相系，便与之同在，不曾相别。”风筝其实在此已是意象性的存在“物”，它寓意着人们所创造的世界与自我同在，由此敞开独属于凤先生的审美世界。

　　四是文词优美。如第三场“入海”，吕凤子的挚友张大千在1949年解放前夕来到丹阳正则学校劝说凤先生去台湾，当见到凤先生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夫人胡育时感叹曰：“嫂夫人，如今也只有你能劝动他啦……”胡育由此唱道：

　　一声“劝”，牵引心中千般念，/几十载，悠悠往事浮眼前。/若要劝，初办正则当相劝，/莫叫他，散尽家财余清寒。/若要劝，再办正则当相劝，/莫叫他，耗损心神身薄单。/若要劝，三办正则当相劝，/莫叫他，花甲之岁仍劳艰。/多少次，心中不舍欲相劝，/话至嘴边又迁延。/皆只为，知他平生践夙愿，/晓他性情悲喜间。/敬他衷肠无移转，/爱他赤心如少年。/因此上，不诉劝言唯相伴，/且伴他，岁月朝暮、四季寒暑、天南海北、一生一世在身边！

　　这是一段将叙事、抒情、评论结合的较好的唱词，是典型的古典戏曲唱词夹“叙”、夹“演”、夹“评”的写作方式，不仅将凤先生四十年来三次办学的艰苦卓绝的历程作了回顾，也从中让观众品味到夫妻二人由相识、相知，到相亲、相伴的内在精神动因。

　　不难发现，俞思含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剧作者，之所以出手不俗，这与她背后的文学指导者罗周密不可分。由她来操刀指导俞思含，就确保了这个剧作的文本质量，自然也在这个剧作中烙下了罗周的印记。除了地域性定制，最突出的就是剧作的“新杂剧”结构。地域性定制即讲好各地域里的中国故事，罗周的昆剧《顾炎武》《当年梅郎》就是讲昆山、泰州文化艺术名人的故事，用的是“新杂剧”的结构。俞思含的《凤先生》也是讲丹阳的文化名人故事，用的也是此结构，但也有变化。三场正戏除了第一场前像罗周的《当年梅郎》一样有“先声”外，后两场前均有“楔子”，这在罗周的剧作中是未曾出现的，也突破了元杂剧的结构。“先声”原本就具有元杂剧“楔子”意义。而《凤先生》后两场前“楔子”的设置却具有划分时空的独立性，即像古典戏曲引戏人一样将观众引入“画心”和“入海”各自独立的故事、时间和地点。这三场戏虽各自独立，可就整出戏而言仍具有情节的整一性，即都是同一人凤先生创建正则学校，只是时间、地点不同而已。“画心”一场前的“楔子”属于过场戏，交代正则学校为何要离开已办学25年的丹阳而远去成都第二次办学的缘故：1937年日寇敌机连番轰炸，正则学校百余间教室被夷为平地，千百名师生流离失所。“入海”一场的“楔子”也是过场戏，交代西迁成都已七载的正则学校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凤先生继续再建并留下223间校舍给蜀地的学子，同时准备返回丹阳第三次建校舍办学。第一场曾出现的凤先生被逼婚的学生张雯也在此“楔子”中出现，以一个被八路军所救到延安投身革命的战士身份给恩师送来毛主席回赠凤先生的礼物——一条毛毯，这个情节的设置既从结构上勾连了第一场，也极为经济地拓展了凤先生人物形象的思想内涵。

　　由此看来，丹剧《凤先生》是一出难得的优秀剧目。令人有些遗憾的是，如此单薄的“啷当调”实在支撑不起这么复杂的剧情结构，所以，作为濒危戏曲剧种灵魂的音乐声腔，正是丹剧《凤先生》的最大短板，只是由于剧本的优质，让观赏者甚至忽略了剧种声腔的存在，这是颇令人尴尬的，也是要引起戏曲音乐界高度重视的。实事求是地说，丹剧自上世纪60年代初创立以来，在音乐声腔上是有变革发展的，但显然仍不能有效凸显丹阳音乐声腔的地域特色。这就提醒我们，一些濒危戏剧剧种之所以走到濒危的地步，除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之外，剧种自身的先天不足也是重要的原因。丹剧就是属于这种先天不足的剧种。因此，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这些不足的情况下，用成熟优秀的剧作来带动剧种的保护与发展，不失为当下挽救濒危剧种的有效方式。被誉为“汉剧之母”的山二簧、被称作古剧“活化石”的梨园戏，包括丹剧等濒危剧种，都是因上演优秀的新剧目而走出剧种困境的成功范例，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作者邹元江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