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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 铮
在上一本小说《四月在愚人船》的创作谈里,我曾宣称,那是一本我完全为自己写的小说。我当时的意思是,在写作时,我会把自己设想为最重要的读者。而我,则仅为这位读者服务。自娱自乐也好,自我陶醉也罢,我写作的最大目的并不是“以飨读者”,而是“以飨自我”。
我的理想至今未变。不过,不得不承认,在具体实现时,它还是让我遭遇了不少困难。毕竟,若要为某本小说寻找一位合适的评价者,它的作者恐怕是最不胜任的人。而更糟糕的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即便这本小说真能为它的读者带来某种阅读乐趣,身为作者的我,恐怕也是最难以体验到这种乐趣的人。试想,一个作家,读自己的小说,他有可能获得惊喜,有可能不被剧透吗?我塑造人物,设计情节,忙得不亦乐乎,试图为自己建造一座精致的庭园,到头来却发现,无论成败,唯独我自己被排斥在外,无法享用成果。
大家都说,在写小说时,作者就是上帝。但上帝也有苦恼。曾有人问,上帝能否创造出一块自己无法搬动的石头。这个问题尽管在逻辑上十分吊诡,答案却根本无关紧要。我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同样身为“上帝”的作者,能否写出一部让自己也感到惊讶的小说?到了文学的世界里,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
正是抱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构思这本《永生剧场》。小说中的大团长正是这样一个全知全能的人物,他用他的剧本掌控了小镇上所有人的生活。人们或臣服于他,或崇拜他,或对他发起叛逆,而我则更是在这个形象的背后埋下了自己同时身为作者与读者的苦恼。大团长一边剥夺人的自由,一边又期待着人们在舞台上即兴演出,而我,则幻想着自己笔下的人物能够活过来,越过剧场上的第四面墙,做出一点让我也感到惊讶的举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悲叹:承认二二得四就是死亡的开始。
我深以为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二二得四”指代一切无法逾越的自然法则,那是人类真正的命运,没有奇迹或神启。在《永生剧场》里,我把这种无法逾越的“二二得四”化妆成一座完美的,由无数精巧齿轮控制的庭园,变作一部任何人都无法违逆的剧本。而主角三月的任务,则正是从庭园的剧本中逃脱。所以,如果说这本小说真有一个主题,那恐怕就是“叛逆”,一种对全知全能的,自我指涉的叛逆。
除了主题,在投稿时,我还不止一次被问到“这是一部什么类型的小说”。我认为小说大抵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像镜子,作家透过它,向读者映照出我们生活的世界。而第二类则像门洞,作家通过它,把读者引入一个陌生的,与现实截然相异的时空。在我看来,《永生剧场》显然属于第二种。而这第二种小说,也正是我的追求。
由此出发,我写出了面具师。这人物有个怪癖,痴迷于观察人的眼睛。透过大团长的眼睛,他看到了整个世界,透过三月的眼睛,他看清了自己。他发现,相比起大团长,三月竟更让他着迷。很难说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有什么原型。硬要说有的话,赫拉克利特也许能算一个——几乎每一位古希腊哲学家都爱研究包罗万象的宇宙,但似乎只有他一人宣布“我研究我自己”。“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是的,与其说我是在塑造一个个人物,倒不如说我是在为自己打造一副副面具。他们是我思维与想象的分身,但又与我本人不同。他们往往更纯粹,更诚实,更偏执,更易走极端,因此也更具有戏剧性。我通过他们与自己对话,向自己提出问题。而从这些人物激烈争论的情况看来,对于大多数问题,我自己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答案。
是的,作者终究只是一介凡人,并非全知全能的上帝。而我与上帝的另一个差别,就是上帝会记住一切,以备在最后审判时旧事重提,我却往往会不自觉地遗忘。恰是从这里,我找到了一点体验乐趣的可能。在阅读自己过去的文字时,我偶尔也会感到惊讶,有时惊讶于自己竟能写得那么好,而更多的则是惊讶于自己竟会写得那么烂。但无论如何,我确实体验到了一个读者的感觉。借助遗忘,我成了我自己的陌生人,我成了我自己的读者。有时,我甚至忘记了自己笔下的某个人物或某段情节,并因此从自己过去的作品那里体验到了紧张,悬疑甚至惊喜。
“写一部精彩的小说,然后忘掉它,再以读者的身份去完整体验一次阅读的乐趣”这是一种多么戏剧化的妄想。卡夫卡曾写过一篇小说,仅有短短四句,讲述了普罗米修斯的四种结局。这篇小说震撼了我。从它那里,我发现,遗忘,有时也能成为一种救赎。由此引申,我塑造了钟表匠的形象。借由遗忘,他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永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去体验同一件事,那既可能是普罗米修斯盗火时的喜悦,也可能是被神鹰啄食肝脏时的痛苦,即便这喜悦或痛苦在旁人的知觉中都早已变成了与死亡无异的麻木。
最后,顺带一提,我也很喜欢神话和童话,还有《爱丽丝漫游仙境》那样的小说。因此,在写裁缝时,我也稍稍尝试了对《国王新衣》的逆用。事实上,在第一次读《国王新衣》时,我内心就已产生了一个疑问,一直没敢对语文老师明说——万一,当然,我是说万一,那裁缝是个真家伙,是个天才,他真能制作出只有聪明人才看得见的衣服,只不过“聪明人”的标准实在太高,以至于找遍整个王国都只有他本人才能看见……若果真如此,无论他多努力,多优秀,无论他制作的衣服有多美,他都始终无法摆脱被斥责为“骗子”的命运。孩子会大嚷出“真相”。他将面对无穷尽的误解和无穷尽的孤独。事实上,据我所知,类似的事在历史上还真发生过。比如爱因斯坦,在他最初提出相对论时,爱丁顿就曾评价说,这样的理论现在世上只有两个半人能读懂。爱丁顿的话不是玩笑。那么,在相对论最后被实验证明之前,爱因斯坦最伟大的理论,又何尝不只是众人眼中的“国王的新衣”?我把裁缝的故事安置在书里,我让她不断发问:“你真的看见了?”
我不是想为骗子张目,却是要致敬那些孤独的英雄。
若要动用作品之外的文字去解释作品,一个作家就总会显得笨拙和画蛇添足。我不介意别人把这部小说看成另一件新衣,或许它原本就是。但我也暗暗期待着能遇到一位骗术高超的共犯,能够对着看似空无一物的织机讲出些连我自己也无法想象的目击证词。也许,到了那时,这《永生剧场》才算得上真正完成,成了一部让作者也感到惊讶的作品。(曾 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