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禾　刀

　　大约20万年前,人类从东非大裂谷出发向北迁徙,从而开启了原始的“全球化”之旅。然而,当我们阅读移民研究领域知名学者罗宾·科恩教授在《3000年人类迁徙史》中精心梳理的44个迁徙话题后不难发现,历史上的迁徙并不是现代人臆想的诗和远方。相反,20多万年来,人类的迁徙大多时候并非阳光明媚,春风得意,反倒是饥寒交迫,凶险为伴。本书中,科恩教授用超过200幅历史图片、迁徙轨迹图、数据分析图,以及数据可视化技术,勾勒了人类3000年的迁徙轨迹。

　　作为一部简要梳理人类迁徙史的著作,科恩教授坚持自己的“世界观”。传统叙事中,始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人类的全球化序幕。不过,科恩教授对欧洲人的这种所谓的“发现”不以为然,反倒觉得这更像“一种深刻的误导,因为那些非欧洲人不需要被‘发现’。‘发现’一词好像意味着他们是丢失的物件。而那些非欧洲人早已知道自己在哪里”。

　　历史表明,欧洲人“发现”哪里,哪里常常会遭到杀戮。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那里的印第安人便生灵涂炭。时至今日,“‘平原印第安人’的后代定居在面积很小的保留地上”,这还不谈被疯狂猎杀的野牛、河狸、海狸、海獭等众多野生动物。此消彼长,其间大约有“3000万欧洲人越过大西洋”移民美洲大陆。

　　踩在印第安人尸体上迁徙至美洲大陆的欧洲人出于对廉价劳动力的强烈渴望,开启了长达三个世纪的贩奴运动,“活着抵达美洲的非洲奴隶数量——估测有936.5万人。在奴隶城堡和越洋航行的囚禁期间都有巨大的生命损失——大约有150万人丧生”。

　　毫无疑问,战争是近代以来人类大迁徙的主要原因之一,首当其冲的当数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无数犹太人面临法西斯的迫害时,不得不离开家园,迁徙目的地几乎遍布全球,甚至包括中国这样远离欧洲大陆的国家。

　　人类的迁徙大多因为生存,除了战争外,便是自然环境导致的大饥荒。1845—1850年,因为主要食物来源的马铃薯普遍遭遇病害大量减产,“迫使大约150万爱尔兰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而1942年中国河南爆发的惨绝人寰的大饥荒,3000万人受灾,300万人死于饥饿。

　　今天,“气候难民”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气候难民”过去更多用于沙漠化影响,而现在则是因为气温升高。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海平面上升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由于海平面上升而不得不移动,传统上人们因为社交而流动的观点如今受到了挑战”。虽然气候问题早在上世纪中叶便已提出,关于气候协议的谈判已开展数十年,但许多国家尤其发达国家仍旧拘泥于传统既得利益斤斤计较,人类关于气候的共同行动仍旧遥遥无期。如果这一局面不能尽快得到根本性扭转,举国迁徙的“气候难民”将成为全球人口迁徙的主力军。

　　迁徙,从来不是孤立的。古往今来,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迁徙,常常会因为文化的亲缘性选择扎堆工作生活,于是在文化交融中诞生了一些新的文化,比如黑人音乐。历史上因种种原因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也习惯聚群而居,于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人族群文化。科恩教授提到,“大约有5000万海外华人(2012)分布在151个国家。全世界范围内有35个重要的唐人街”。唐人街既是海外华人生存立足的“根据地”,同时也是中华文化输出的重要窗口,同时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人类迁徙的动因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虽然文明在发展,但人类迁徙道路上的障碍依旧繁多。科恩教授指出,“从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到2016年,世界范围内隔离墙的数量增加了4倍,从15处增加到65处,涉及40个国家”。另一个事实是,川普政府巨资兴建的美墨边境墙并没有因为拜登的上台而烟消云散,而俄乌战争爆发后,边境墙正在“崛起”,人类自由和平迁徙之路依旧漫长。（禾　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