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向现代性：私家车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张珺著，席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马丹丹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驶向现代性：私家车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一本极其迷人的有关汽车与中产阶级关联的社会科学专著，用作者的表述是机动车机制与中产的交叉点。理解机动车机制成为这本书构建中产叙事的关键。二十二万字描述聚焦机动车机制的中产叙事，围绕社会、家庭、轿车市场、素质话语、车牌拍卖和泊车这六个方面，实现中产阶级的具体化。《驶向现代化》提出机动车机制（automotive regime）这一核心概念，强调automobile（汽车）并不都是流动的，它是社会与技术二者聚合的产物，囊括了“人类、机械、空间（包括道路及其他）、代理人、监管机构，还有大量的相关行业及基础设施要素”。

　　我曾经在《民俗研究》发表过一篇文章（《中产阶层“不可统计”的生活经验——民族志书写城市的新路径和可能性》，2018年第6期），探讨中产阶级经验研究的成就和动态。我将这些经验研究分为三个类别：一、产权、空间的私有化，二、自我管理与规训，三、母职、照料与教育。这样的分类虽然尽可能涵盖中产阶级田野调查涉及的不同方面，不过有一个问题是仍旧将作为生活方式的中产阶级经验放在相互区别的主题单元，而割裂了生活方式的整体性。那时我还没有了解到张珺的汽车研究，虽然了解姗姗来迟，不过我会毫不犹豫地将《驶向现代化》串联起这三个分类，依靠机动车机制，它将产权、空间、素质话语与母职等多重经验维度串联起来、带动起来，这种贯通和整合效应接近机动车体制的含义。作者用汽车贯穿三大分类框架的做法，也让我回想起研究生同学因为带孩子不定期去医院打针而痛下决心学车，购买第二辆车，这样她就可以不用麻烦丈夫，自己开车带孩子“履行母职”。

　　由汽车引发的多重体制触角的碰撞并非均是井然有序的，有即兴性和滞后性的成分，即突发情况发生之后的管理反应。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对待私家汽车的政策犹豫，使1980年代轿车市场在政策的不确定性中“试错”与探索，另一方面是针对私人轿车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私人轿车市场的蓬勃发展与汽车数量的峰值增长，导致小区停车位不足、出门停车难等结果。由于泊车难，汽车占据人行道、公共空间的趋势对城市空间的侵蚀几乎是无孔不入。在生活街区将过道改造为排成一排的“停车道”是车主自发的行为，也有小区居民的容忍与默契发挥作用。受疫情影响，一些汽车停留道路空隙竟至成年累月占据而纹丝不动。随着交通法规的完善和加强，私家车的“礼让人”礼貌也在规训中逐渐培养起来。若干年前的傍晚，我在怀俄明小镇的道路上看见开着车灯的庞然大物而不敢过马路时，那车就静静地等待，直到意识到是在等我过马路，僵持才打破。何伟在《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一书中细腻地描述了私家车与中产阶级的兴起的联系。何伟见证了二十一世纪伊始普遍拥有私家车的第一代中国中产。因为交通规则的混乱、驾驶习惯的恶劣、速度的超前、驾驶学校的泛滥，他将“一旦上了路，所有人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称之为迷茫的一代。若干年后私家车的礼貌与规则意识发生了质的改变，出租车司机的疲劳驾驶问题通过缩短深夜开车时间在司机的行业意识有所提高，是否行车规则的内化也有一个规训和学习的过程？

　　张珺处理机动车机制的方式是解决汽车的嵌入性问题，汽车作为一个生产工具如何嵌入社会与文化。她巧妙地在田野中发现了汽车与社会文化的包含结构。有组织和半组织的自驾游车队或迎亲车队在路上排成一列，所有车的应急灯都在闪，轿车已经取代了迎亲车队中轿子和马的位置。它们排成一列驾驶，“示意路人他们是一个团队”。这样做让他们感受到一种共同感：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不仅如此，司机们还获得了一种赋权感，中产阶级的社会性和团结性由此建立（75页）。其次，汽车嵌入行孝的家庭传统，同时重新定义和实践家庭生活。买车往往是家庭成员增多的时候，例如父母随着孩子的诞生而搬进来。一幅由汽车拉动的家庭出行图变得越来越常见：上班前开车送孩子去幼儿园或学校，开车送父母看医生，为父母跑腿。周末和节假日，开车载全家去公园郊游。春运期间开车回老家过年，再开车回来。回到老家有串亲戚的需求，大家庭成员还会被分配入若干辆车，由年轻的中产阶级成员驾驶，在路上随时进行统一路线的沟通与交流。对春运跋涉的不辞劳苦付出，他们回答说：“一家人就应该在一起。”为了缓解长途旅行施加给一个人的疲劳驾驶，伴侣为此有学车的动力，夫妻俩轮流开。

　　张珺将家庭成员互动现实的解释放在情感和家庭伦理的维度，与阎云翔的“家庭是理性、自利的经济实体”的概念商榷，强调情感和关怀的表达对于中产阶级主体性的形成至关重要，汽车给核心家庭与大家庭的灵活互动提供辩证关系的支持，爱家庭、孝顺依旧是中产阶级成员形塑自我认同的纽带。这种家庭纽带还会使吉祥数字车牌偏好成为“一种民俗文化活动”：选车牌号是新车主的一件大事，大多数新车主都会带着家人来见证上牌过程。在派出所排队时，许多人站在指定的队伍后面，观看选号过程。为了增加吉祥数字的几率，童先生带着他五岁的侄子来按键盘上的数字选择键。与这种常规做法不同，在星海音乐厅举行“吉祥车牌”拍卖会，在观众席坐着参加竞拍的大多是中年人，有人带了朋友，许多人则是全家上阵，穿着低调的衣服。车牌号就像一个三棱镜，“每个车牌号的独特性让这块冰冷的金属变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情感表达的平台，承载着由更大的社会环境构建的情感、认知和意识形态”（192页）。汽车嵌入封闭式小区的空间使用分歧与矛盾中。2007年6月，因为开发商将地下车库的八十个停车位仓促卖给非小区居民，导致临时停车位严重不足，作者见证了“都市家园”小区居民开车堵进出车库车道的集体抗议，作者见证了业主大会、物业公司和居委会三方谈判的现场，居委会调和斡旋，物业公司不断推诿，扯皮到了忍受极限，谈判破裂。由于居民之间缺乏团结性，停车问题依旧没有解决。“都市家园”的停车紧张不是个例，很多小区的居民不得不把车停在小区附近，这些停车位的法律地位是可疑的，而执法部门对这些停车场的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很欣赏张珺在汽车身上找到了社会文化整体性的复杂关联性能，将其处理为“摩托车机制”，发动社会、家庭、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动力联结节点。在处理嵌入性关联的社会、家庭和空间方面，作者的写作可谓环环相扣而又丝丝入理。

　　尤其是泊车难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忽视或投入不足，不得不激发为自己赋权的空间溢出，我似乎明白了发生在生活当中那些无数个缝隙和角落的私家车非法停占、无孔不入的丑陋现象，而社区“一条线”停车现象我一开始以为是居民“意会”的结果，透过作者提供的三棱镜，也许还包含了“三不管”地带的默许。城市制造出无数的汽车，为无数的家庭所消费，公共空间的腐蚀是悄无声息的，与汽车有关的家庭决策与道德伦理还在围绕家庭成员的权利与需求进行着“为自己赋权”的商榷与制衡。当家庭生活的主旋律以开车者为中心来启动时，父母一辈为了多获得一点孙辈关注和价值，有可能刺激自己转化为开车者，在退休年纪进入驾校辛苦学车最终拿到驾照，为买车做准备。至于是否会完成开车者的过渡，又会转变为家庭决策与家庭伦理的新一轮商榷与争议，孝顺的话语作为修辞又会出现在父辈与子辈的争论之中，它无形当中与老年人的买车、开车诉求形成暗中较劲的制衡关系。虽然夫妻双方都会开车，但是谁出资买的车、谁来开又是一个家庭成员权利的协商问题。在不平等的家庭权力关系中，汽车不一定是为自己赋权的工具与实现方式，反而以长期闲置的方式表达这种畸形的失重与抗议结构，甚至用不开车但洗车的方式来宣示主权。回想起身边发生的汽车嵌入亲属关系的诸多往事，我忽然意识到，原来汽车是一个极佳的展现“嵌入性”这一抽象概念的实在构成，它将技术与社会的结合通过生活政治的方式展现出来，其形式是如此丰富多彩：它是为通勤提供方便的生产工具，也是承载家庭生活的轮子；它是家庭休闲风尚的创造者，也是家庭资源再配置的一环。它纳入嫁妆的范畴，与男方父母赞助的房子一同赠送给即将开始新生活的年轻夫妻。它鼓励蜜月旅行，通过旅行结婚的方式，将作为核心家庭意愿的夫妻与大家庭的同意权力剥离。这种自我主张的实现，再一次与汽车发生交集，汽车是表达独立的硬核技术支持，汽车甚至是迫切想要离开父母控制、实现独立生活、刺激婚姻叛逆的离合器，发挥阻断或传递动力的松紧作用。尽管作者强调汽车被中产阶级成员形塑为行孝的情感和关怀价值，不过我试图提醒它对核心家庭剥离大家庭的加速作用。汽车似乎比房子还要更加具有支持核心家庭“反叛”的激进分解作用。与国家对振兴汽车市场一开始的不确定和犹豫相似的是，悔婚的拉锯阶段，恰恰由两家在谈判桌上争夺一把车钥匙进入高峰时刻。

　　这是一部迷人的有关汽车载动中产阶级完成社会结构嵌入性、实现交叉点汇合的社会科学著作，缓缓拉开从公务车到私家车艰难市场转型的序幕，到中产阶级成员开着承载“孝道”核心价值观的私家车，在自我实现、职业成就、身份认同与家庭和社会之间找到两全其美之道。当然情况也在时时变化。在作者于广州开展田野调查时，接近公务车外形与质感的奥迪在汽车市场上大受欢迎：“奥迪似乎特别了解中国市场……奥迪成功地塑造了其‘官车’的形象，这种偏好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最为明显。”（70页）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刘县长的夫人难产出血，福贵的儿子有庆在学校被要求输血，“抽血抽到抽死”。这一情节在电影中被改编，有庆因为县长疲劳驾驶撞倒学校的院墙被意外砸死。汽车是官员的象征，不仅如此，为官员开车的司机也享有某种特权，在电影《孔雀》中，心高气傲的姐姐因为对方许诺帮她找工作而嫁给了领导的司机。在1987年第1期的《北京文学》，余华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是一篇被称为强烈现代主义风格的短篇小说：十八岁的我遇到一辆装载苹果的卡车，“汽车是朝我这个方向停着的，停在公路的低处”。我要司机开车到远方去，怀揣一个本能的憧憬：“我现在需要旅店，旅店没有就需要汽车，汽车就在眼前。”这种朦胧的方向感随着卡车抛锚而搁浅，五辆自行车骑过来，“每辆自行车后座上都用一根扁担绑着两只很大的箩筐”，接着又有更多的自行车和拖拉机加入哄抢苹果的队伍当中。箩筐破了，卡车的车窗玻璃、轮胎和木板被卸去，我的包也被司机抢走，他跳上最后一辆拖拉机离去。遍体鳞伤的我钻进遍体鳞伤的汽车的驾驶室，感到“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和张珺的《驶向现代性》传递的意象极为不同，十八岁远行的我在一切还未开始的时候就遭遇一场荒诞的抢劫，公路、汽车与旅店构成一组强烈的现代性隐喻，犹如一团火焰在远方闪灭，没有轮胎的卡车和心窝余热的车头在执拗中等待启航。这种执拗在技术和制度的强大支撑下早已转化为“想去哪就去哪”的流动梦想，依托强悍的发动机、舒适的座椅和流线型的车身，载着中产阶级成员，在多层高架通道、城内高速公路和城际高速公路上占领了城市的上层空间，构建私家车的物质世界，而它本身也成为物质、视觉和隐喻的载体。从文学到民族志，隐喻的修复和私家车嵌入的社会转型或许一样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蛰伏期。

　　奥迪打造的“体面”标准和消费热情在市场多元化的竞争和生活实践的筛选下悄然褪去，《驶向现代性》中的工程师小何为了满足全家需求、出于车内空间和舒适度考虑而不得不舍弃内心喜好的紧凑型轿车。广西柳州“宝宝巴士”蔚然成风，小型两厢车也被舍去，只有普通轿车一个车头的大小，柳州地面上百分之八十以上跑着的是这种微型新能源小车，甚至蔓延到消防、公安用车。

　　2022年春，我回到家乡开始田野回访，和在崔家桥镇卫生所工作的田野报道人约好，次日去镇上拜访他。我和大姨各自骑着一辆电动车去往二十公里之外的崔家桥，不由感慨，十多年前，我带着凤凰照相机拍的胶卷，骑着自行车往返于田野点与城里的照相馆，骑着自行车在崔家桥乡下属的多个村庄跑来跑去，若非精力充沛，还有什么办法？在镇上找到赵先生，当下带我们去王隆化找历史亲历者。他开着六座汽车在前面跑，我和大姨骑着电动车在后面追，行至半路，我大姨的电动车因为功能老化、蓄力不足而惨遭“停运”，不得已，打电话把赵先生叫回来，他在公路边找了一家熟人开的商店，将电动车推进院子里充电，我们再坐上他的车继续前行。这件事让我颇为触动，随着乡村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当大多数田野报道人开着私家车往返于县城和乡村、创造新生计模式，还不会开车的、停留在电动车进化阶段的人类学者又该如何开展田野调查，应对这日积月累而又突如其来的乡村社会变迁呢？（马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