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洋

　　一本好书，当然是外在和内在、内容与形式的珠联璧合。书籍装帧，就专司这外在形式的审美体验，对应着国际上通行的“book design”一词，也即书籍设计。在现实中，往往会碰到这样的吊诡之处，一本书的内容早已沉入记忆的湖底，但书的装帧却成为岁月长河里的航标灯，勾起我们共同的阅读记忆。这让我想起董桥先生的一段话：“书痴先是只买要读的书，继而搜买想读的书，再则立心读遍存书，最后捧回家的全是些装帧美丽的老书，就算读不懂书中的绝种文字也硬要买来玩赏。”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最后，迷的是装帧”。

　　书籍装帧就是戴着镣铐在跳舞

　　书籍装帧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封面设计，因为封面关系到读者接触一本书时留下的第一印象。出版家范用先生在其自选集《叶雨书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开篇就写道：“我每拿到一本新书，先欣赏封面。看设计新颖的封面，是一种享受；我称之为‘第一享受’。”

　　范用曾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三联书店总经理，是一位酷爱装帧设计的出版界前辈，常常亲自动手为图书设计封面。因为是在管理工作之余做的设计，所以署名“叶雨”，乃业余爱好之谓也。这本《叶雨书衣》全彩印刷，收录了范用为67本书设计的封面书影，以及与这些书出版发行相关的掌故轶事，其中不乏《随想录》《乡土中国》《傅译传记五种》等家喻户晓的好书。范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书装设计师一定要看书、爱书、懂书，只有读懂书的内容，把握书的性格，深刻理解文本，才能设计出好的作品。

　　范用的这一理念直接影响了他的弟子——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宁成春。年届八旬的宁先生设计过1500多种书籍，获奖无数。他谨记范用的教诲，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说：“书籍装帧就是戴着镣铐在跳舞，那个镣铐就是书的文本。有了限制才有创作的自由。”《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就是宁成春的作品集，全书通过“铅印时代”“三联风格”“素以为绚”三个部分呈现了他60年的设计历程。其中，他把《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的装帧作为一个经典案例来阐发，纯黑底色的封面给人过目不忘的印象，堪称秀外慧中的精品。那一年，他从作者陆键东处拿到书稿后，一个猛子扎进文字的海洋，越读越压抑，越压抑越有创作的冲动，开始调用各种设计元素放大这种情绪：用黑色作底，从目录上提取文字，密集地堆砌在封面上方，字与字之间的距离逼仄且紧凑。他还一眼挑中一张全家福里的陈寅恪：双手攥着拐杖，眼睛虽已失明，却清亮有光。“那种坚毅的眼神很打动我。”在宁成春看来，这就是晚年陈寅恪精神面貌的集中呈现。他特意把“20”设计成阿拉伯数字，因为陈寅恪的经历“有中有洋”，既爱吃牛奶面包，又爱穿长袍马褂。而且“20”比汉字“二十”更能传达一种速度感，喻示着20年只在弹指一挥间。如此用心良苦的装帧设计，与书的内容相映成辉，共同成就一部当代经典。

　　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放得久远一些，就会发现，范用、宁成春基于书的内容去设计装帧的思想可谓其来有自。在20世纪初，现代出版物，彼时也称洋装书，刚刚进入中国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就主张形与魂相融合，大胆采用“拿来主义”，将不同的文化传统融会贯通，刻有设计师“精神内核”的独特表达就会体现在书籍装帧上。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最早的书籍装帧家，他不仅亲自操刀参与设计60多种图书的封面，而且首开邀请画家为书封绘画之先河。由刘运峰编著的《鲁迅书衣录》（九州出版社出版），收录了鲁迅著作、翻译、辑校、汇编以及与鲁迅研究相关的图书书影凡146种。一册在手，可以全方位领略鲁迅与书籍装帧的不解之缘。

　　且看民国时的青年美术家陶元庆为小说集《彷徨》设计的封面：橙红的底色，直直的线条，勾画出戴尖顶帽子的三个人呆坐椅上，面对着一轮圆而不算太圆、颤颤巍巍的深蓝色太阳，于百无聊赖中晃悠着双腿。众所周知，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是他自己设计的封面，成书后反响甚佳。《彷徨》是先生的第二部小说集，收录《祝福》《在酒楼上》《伤逝》等重要作品，自然对装帧设计者寄予厚望。值得庆幸的是，鲁迅对陶元庆的设计方案大加赞赏。他在信中说：“《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但听说第二版的颜色有些不对了，这使我很不舒服。”并表示“太阳画得极好”。

　　书籍装帧最考验设计师的驾驭能力

　　鲁迅对青年艺术家的信任、包容让人感佩，陶元庆敢于坚持自己的创作主张，同样令人赞叹。但如果把这样的情形理解为书籍装帧设计的日常，则不免太浪漫了。在《书装书话》（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装帧设计名家张守义先生的真知灼见。他把书籍装帧比作“囚笼艺术”，不同于油画、水墨、版画，也迥异于苏绣、紫砂、陶瓷等工艺品，既要与书的内容相应和，又要受限于方寸之间的图书开本，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丝毫不为过，最是考验设计师的驾驭和平衡能力。

　　文和武向来是一对矛盾。文人气质浓郁的出版社要出版武侠小说，装帧设计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才能把两种不同的调性融为一体。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硬是让宁成春琢磨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翻开《三联书店书衣500帧（1931-200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可以看到该社1994年出版的全套金庸小说的书影。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次出版金庸的整套小说。当时街头巷尾的书摊上充斥着盗版的武侠作品，封面多是刀光剑影的武打场面，轻浮而又低俗。宁成春通过深入研读金庸小说，发现金庸本人其实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钻研很深，许多武侠故事都能找到部分历史依据。他决定在封面上凸显这种历史氛围，遂找来不同朝代的绘画作品，与小说发生的时代背景相对应，比如《书剑恩仇录》用的是清代郎世宁的《弘历哨鹿图》，《雪山飞狐》用的是明朝戴进的《雪景山水图》。选取古画的局部印在封面醒目位置，书名则用潇洒飘逸的中国行书字体来书写。这个设计思路让武侠小说增加了文化积淀和历史厚重感，与三联的人文风格相契合，成为书作者、出版方和广大读者皆大欢喜的一套优秀读物。

　　装帧的背后是耐人寻味的书人书事

　　欣赏品鉴书籍装帧艺术，带给我们视觉上的享受。装帧之美和内容之美的高度统一，也让一本图书在阅读价值之外，更增添了保存和收藏的价值。但这还不是我们为装帧而着迷的全部缘由。在装帧的背后，往往有着耐人寻味的书人书事，向我们诉说着鲜为人知的一段书缘佳话。或许，这才是装帧之所以令人着迷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在黄裳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周立民广泛搜罗黄裳生前身后各类文集、选集共94部书的封面书影，编写成《黄裳书影录》（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对于喜爱黄裳文章的书迷来说，自是难得的幸事。翻阅欣赏书影之余，发现书前序言记述了一件颇为有趣的书林轶事。黄裳的第一本书《锦帆集》，是巴金先生慧眼识珠，将之编入“中华文艺丛刊”，于1946年11月出版。因印量极少，坊间难得一见。陈子善先生也曾苦觅《锦帆集》初版本无果，辗转得到一册香港印制的版本，开本比内地版本大了一号。他拿去请黄裳签名。谁知，黄裳随手一翻，即发现李鬼不是李逵，瞪了陈子善一眼说：“这是港商盗印的！”但碍于情面，还是签了“黄裳”两字，上款和钤印则一概全无。后来子善先生几经周折得到了真正的初版本，还是已故香港藏书家方宽烈先生的旧藏，再拿去请黄先生签名。这回他心情大好，挥笔写下长跋：“此为余平生著作始刊之书，绝少见。子善兄得之香港，幸事也。黄裳甲申三月”在一般人看来，同为《锦帆集》，两本书的内容别无二致，不过是装帧上略有差别，何必如此区别对待。但黄裳有自己的坚持，不同的装帧就是不同的版本，而版权问题无疑关涉到一个书作者的尊严。不得不说，老一辈爱书人就是性情中人，既有一份难得的率真与纯粹，也有人际交往中的分寸感和边界意识，实在值得钦佩。

　　宁成春为文博大家王世襄先生的代表作《明式家具研究》设计装帧，其精妙构思的背后也有动人的故事在其中。该书封面除去书名，并排放置了两把椅子，一边是明代特色的官帽椅，一边是手绘的木椅线图。原来，王世襄潜心文物收藏研究如痴如醉，家中事务尽交夫人袁荃猷一人操持，写作《明代家具研究》更是耗费大量心血。袁荃猷协助他收集资料，绘制家具线图，无怨无悔，一力成全，正是“阴阳衲凿纵横线，画到西窗月落时”。可惜书未出版，袁荃猷神归道山。这本书的成书过程，见证了王世襄和袁荃猷相濡以沫的真挚感情。设计师在封面右侧放的是“紫檀扇面形南官帽椅”实物图，这是王世襄最喜欢的一把椅子；另一侧放袁荃猷绘制的椅子线图，代表袁荃猷的默默付出。一实一虚，琴瑟和鸣。书成人已逝，阴阳两相隔。再加上一束阳光洒在线图上，是对幕后奉献者的致敬，也暗喻着这份爱情地老天荒。（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