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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观清:牵一头牛走过上海

来源:解放日报2023-11-10 10:03

  作者:沈轶伦

  上海是中国连环画的大本营,赵宏本、沈曼云、钱笑呆、陈光镒、赵三岛、笔如花、颜梅华、徐宏达、严绍棠、何庙云、顾炳鑫、刘旦宅……他们的作品,家家户户,耳熟能详。

  20世纪40年代,徽州少年汪观清初来上海,坐在小人书摊前捧读连环画时或许没有想到,自己会从看书的小读者变成画书的连环画家。

  从家乡山水里走来的汪观清,用牵着一头牛的奋进精神,一头扎进这座城市的连环画绘画事业。

汪观清:牵一头牛走过上海

汪观清在创作中(资料照片)

  牛是我创作的对象,也是一种精气神的代表

  周末周刊:每次经过地铁人民广场站,都能看见您创作的一尊雕塑,铜牛回首,双目炯炯,每天在这个日均客流几十万的大站“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这是上海最市中心的地方,没有一丝田园风光,为什么您会为大家“牵”一头牛来?

  汪观清:上海市中心没有耕地,是不需要牛的,但这座城市里的人们需要牛的精神。这座雕塑,蕴含“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意义,题词用了周谷城先生的字“大武有力”,这句话源自《诗经·郑风·羔裘》中的“孔武有力”。

  周末周刊:您是不是很喜欢牛的那股劲?

  汪观清:牛很沉默,最能吃苦,我从小喜欢看牛,牛是我创作的对象,也是一种精气神的代表,有时我以牛自喻,有时在用牛勉人。

  周末周刊:您小时候放过牛吗?

  汪观清:我没放过牛,但是我祖父小时候家贫,十二三岁给人当长工,为主人放牛。

  我是徽州人,在我幼时,徽州男人世世代代沿袭一种固定的人生模式:成家立业、外出谋生、晚年返乡。我祖父的人生道路也是如此。

  在我们家,人人都知道祖父发家的故事:还是少年的祖父捡到了一个路人掉下的包裹,他紧赶慢赶追上了包裹的主人。那人看到祖父小小年纪拾金不昧,很是感动,就留下名片,承诺等祖父长大后如果想离乡谋生,可以去找他。祖父到了可以外出的年纪,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按照名片上的地址写了信过去,对方真的回了信,还给了地址和路费。就这样,我的祖父远离家乡去了江苏启东,从在杂货铺当伙计开始,直至自己创业、开设茶行、开枝散叶。

  一件小事改变了家族的命运,所以,信守承诺成了我们家最重要的教育。祖父的堂名是“耕莘堂”,有一块木匾悬挂在我们老家中堂厅上,我后来就用了这个名号,自称“耕莘堂主”。

  周末周刊:“耕莘”,是不是有晴耕雨读的意思,也和牛隐隐相关?

  汪观清:对,就是要我们学会默默耕耘。当然,我喜欢牛还有个感情因素,和我母亲属牛有关。

  我父亲成婚后和叔叔们一起到上海工作,所以从我童年记事起,家里就全靠母亲撑着。她给我的印象是永远在忙:早上起来忙家务,然后去照顾田地,回家照顾孩子们直至夜深还在缝补衣服,一刻不得闲。晚年母亲患了青光眼,看不清人,有时我从上海回老家去,还看到她在沙地边劳动,我就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锄头,在边上不出声地帮忙干活。母亲当时只觉得身边有人,却不知道是谁,就说:“你这个哑巴,还帮我做事,人真好。”她就是这个样子,话不多,对我宽厚的爱都在行动里。

  “远岸牧童吹短笛,蓼花深处信牛行。”看到牛,画牛,总让我想到童年的村子,想到徽州美丽如画的山水,和在山水间像牛一样诚恳为本、勇于开拓的祖父,想到只问奉献、默默一生的母亲。

  浸染在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博物馆里

  周末周刊:您的处女作画的是牛吗?

  汪观清:我的处女作画的是我的姨婆,当时是我的老师鼓励我画的。

  我小时候在家乡金滩村的舟川小学念书,那是一所教授新事物的新学校,教功课,也教足球、篮球、手风琴等。老师也不是传统私塾里的老夫子,而是思想开明、受过专业师范教育、很懂得科学的教书育人方法的好老师,使我受益匪浅。

  当时学校里有一位吴泽民老师,擅长书法,知识渊博。还有一位毕孟军老师,会京剧、拉琴,还会自己设计形象、登台表演。他特别擅长绘画,每逢有孩子学习好、表现好,他就会画一幅画作为奖励。当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得到他的画。一旦得到了我就在家细细看很久很久。

  对老师的崇拜之情会潜移默化影响孩子一生。我姨婆年轻时寡居,一直住在我们家帮着料理家务,她过世后,我画了一幅这位姨婆的肖像。吴老师看到后,在画的下方用毛笔写下姨婆的生平和悼词。这幅悼亡之作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处女作,被我珍藏了七十余年。

  周末周刊: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一种力量引导您走向绘画。

  汪观清:长大后我思考过,为什么我的成长路上总能遇到这么多藏龙卧虎的能人,我觉得这得益于我在徽州长大,这里人杰地灵,有深厚的人文积累。

  举个例子:当时徽州家家户户,不论穷富,都会挂着书画,再穷的人家,客堂里都会挂着对联。还有随处可见、俯拾皆是的徽派建筑里的木雕、石雕和砖雕,无不美轮美奂。你在日常生活中,路过每一间屋子的转角、抬头看到的屋檐,每幅作品都讲述着民间故事、戏文传奇、祥瑞纹样。可以说,每天上下学路上、外出玩耍的我,浸染在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博物馆里。更不要说,我的家乡就是新安画派的发祥地,黄山、白岳、新安江等美景和查士标、孙逸、汪之瑞等名家一起构成了家乡的艺术氛围。黄宾虹和虚谷也是我的同乡。

  周末周刊:您当时想过效仿同乡前辈立志当画家吗?

  汪观清:因为我不久后就到了上海,完全进入一个新世界,我当时没有立志终身以绘画为职业。但童年的氛围总让我觉得,长大后成为画家、成为像同乡大师一样的人,不是触不可及的理想,而是一条可追随、可实践的道路。

  在画画这件事上,我还真的是有些牛脾气

  周末周刊:作别母亲,作别故乡的青山绿水,来到上海时的感受如何?

  汪观清: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上海是1943年。父亲当时在老南市区旧校场这里开了一家手工摇袜子厂,颇有规模。母亲带我和两个妹妹到上海,住在江西南路110号弄堂的二楼。不久后母亲带着小妹妹回到徽州,我和大妹妹留在上海读书。

  我在民德小学念书,和同学里一个叫石根根的小伙伴要好起来。我们都喜欢画画,有时放学,我们就一边走一边画,在柏油路上画,在墙上画,像比赛一样,越画越起劲,不知不觉就画到了江西南路的尽头,就是今天的人民路。当时,这里是华界和租界的分界线,我们在租界,看着栅栏对面被日军占领的华界,荷枪的日本兵走来走去,敢怒不敢言。

  父亲的袜厂当时已经有五十多个工人,可时局动荡,厂里遭遇了一场火灾,片甲不留,父亲破产了。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无忧无虑被家长庇护的日子结束了,自己必须挺身而出,想办法赚钱了。

  周末周刊:您还记得上海解放那一天吗?

  汪观清: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住的地方位于江西南路和金陵东路交界处,金陵东路很特别,一条街都是骑楼。上海解放那天,我清晨路过金陵东路,亲眼看到解放军战士抱着枪睡在湿漉漉的骑楼下,不少小战士身上都是泥巴。

  过去,我们住的地方属于法租界,路上是越南裔的巡警走来走去。不远处属于英租界,马路上又是印度裔的警察。现在,这个城市终于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眼前这些和衣而卧的人就是真正的英雄,在大家心里,他们就是最可爱的人。

  周末周刊:解放初期您处于怎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汪观清:当时我已成了家,需要工作,就在亲戚家的小百货店站柜台。可我心里真正想做的事是画画。在没有顾客的时候,我就趴在柜台上画、在报纸上画、在包装纸上画……简直着了迷。父亲看我还是那么痴迷画画,这才决定为我找一位老师。于是我辗转来到陈盛铎先生的现代画室。陈老师是留日归国的上海美专教授,他对基本功抓得特别紧,我在那里每天学两到三个小时,学习了半年。

  我从现代画室结业的时候,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后,我决定不再站柜台了,自己根据报纸上报道的战斗英雄事迹,编画了许多短篇连环画,开始了投稿生涯。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小在许多人生大事上都听父母安排,但在职业和志趣的选择上却起了执拗。在画画这件事上,我还真的是有些牛脾气。

  赶上了连环画的黄金年代

  周末周刊:为什么一开始就选择了连环画,而不是其他绘画门类?

  汪观清:我小时候第一次来上海时,就被连环画迷住了。可以说,我对这座城市产生的最初的亲切感,是和这种被上海人称为“小人书”的艺术种类分不开的。

  周末周刊:当时在上海,连环画有多受欢迎?

  汪观清:是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我记得我小时候,不仅在我们家住的弄堂门口,几乎上海每一条弄堂门口,都支着小人书摊。上海的孩子、家庭妇女、职员和工人,一有空就会去看。有人统计过,上海解放前后,街头巷尾每日读者不下二十万人,出租摊贩人数超过三千。新书上摊时,简直和现在电影上映日一样热闹。

  特别是暑期,小人书摊会营业到夜里12点。我们家楼下的小人书摊主,人称“红鼻子伯伯”,会把一本热门书拆成上下册或者上中下三册出租。他喜欢我,会特意少收我一点租金,还会在新书来时让我先借,我就带回家临摹。看小人书、临摹小人书,就成了我到上海最初的乐趣。

  周末周刊:据说,上海解放前,经营连环画的老板会布置画师去看新上映的首轮电影,看完之后让画师连夜画出来。最快的时候,第二天可以付梓。电影上映不过三天,同名连环画已经问世了。对于当时大部分看不起电影也没钱去剧场的普通人家来说,阅读连环画是紧跟时尚潮流的最快捷方式。

  汪观清:是的。上海解放前,连环画中,史话、神魔故事、侠义小说、恋爱故事等内容占了大头。进入新时代,百姓渴望看到思想进步的新题材,而连环画出产最快,能紧跟时事,简洁易懂,得到了政府大力扶植。

  周末周刊:贺友直先生曾说过,20世纪50年代是上海连环画的黄金年代。

  汪观清:是的,我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当时我陆续给《安徽日报》《通俗报》投稿,画的《当选的青年女代表》《师徒团结,搞好生产》等相继刊出。我还接到了一个私营出版社的任务,是画志愿军军人的爱情故事。我用一周时间完成了任务,收到了68元5毛稿费。我很高兴——终于能有收入养家了。

  精品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周末周刊:您画画质量高、出手快,是当时业界有名的“快牛”。1956年,您加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美”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连环画出版机构,社内精英人称“一百零八将”。很多我们如今都耳熟能详的海派画坛大师如程十发、刘旦宅、陆俨少和张乐平、方增先、黄胄等都参与连环画创作。时至今日,许多持续热销且被收藏市场热捧的连环画都出自上海人美。

  汪观清:能出精品,真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社里把最好的资源、后勤保障都给了画家,许多条件是新中国成立前单干的连环画家不能想象的。

  就说一个小细节:我刚到人美的时候,社里在延安路模范村边上借了一个大房间,办了一个素描晨训班。每天早晨大家上班前,提前一个钟头来这里训练、研讨、画画。社里还请接受过专业美术训练的韩和平来做老师,大家学习热情高涨。像贺友直,总是去得很早。一次他问门房自己是不是来得最早的,没想到门房回答他,黎鲁天不亮就来了。

  当时的社长吕蒙、副社长黎鲁在社里的办公室都朝北,把阳光充足的朝南房间让给我们搞创作。对我来说,“人美”两个字,不仅是一个出版机构、一个单位,是我们的大家庭,更是我的大学。当时我很年轻,就能和那么多名家一起共事,受益匪浅。

  周末周刊:所以当时您连家也搬了,就为了离人美更近,和同事们一起“奋牛蹄春”。

  汪观清:是的。出版社在长乐路,当时几乎我所有的画家同事和朋友都住在附近。张乐平住在五原路288号,程十发住在延庆路141号,贺友直一直住在巨鹿路,大家都是以上海人美为圆心,安下住所。1956年,延庆路141号一幢西式砖木结构小楼,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宿舍安置员工。仅这一幢楼里,就入住了罗盘、王仲青和吴性清、韩和平等画家。

  我搬到五原路大华新村,一共住了16年。那是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环境很好。我们一家老小住在三楼。一楼住着连环画家夏书玉一家,二楼住着一位《解放日报》记者一家。当时我也会为报社新闻配图,比如外国剧团来上海演出,我就坐在第一排,一面欣赏演出,一面当场绘画。等到演出结束,我的速写也完成了,当即交给记者。第二天两幅插图见报。

  我一直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能见证中国连环画事业最兴盛的年代。上海是中国连环画的大本营,无数优秀的画家跻身这个行业,为行业带来高标准,这座城市也为画家提供最优质的资源和施展身手的最好舞台。因为画连环画,我和身处的时代有了更深的连接。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周末周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堪称连环画的“丰收季”,涌现了贺友直绘制的《山乡巨变》《连升三级》《李双双》《朝阳沟》,顾炳鑫绘制的《渡江侦察记》《红岩》《小辫子哥和我》,华三川绘制的《白毛女》《青年近卫军》,程十发绘制的《画皮》《孔乙己》《阿Q正传一百零八图》,刘旦宅绘制的《屈原》《雌雄剑》,您绘制的《红日》等等,皆堪称经典之作。

  汪观清:很多读者说,读我的《红日》是第一次沉浸在英雄故事的时刻。对连环画作者来说,这就是我最想听的赞美了。

  为了创作《红日》,1961年的夏季,我第一次来到孟良崮。当时大石块上还能看见弹痕和马骨。亲历战争的老乡们,向我描述当年的炮火如何密集轰击。我听着,心里非常激动。当地生活艰苦,每顿饭就两个窝窝头,而且还是用花生壳磨成粉后加上榆树叶子和一点小麦粉做成的,非常干硬。但村庄里几乎家家都曾给解放军输送过粮食,一说到解放军,连老奶奶都会双眼发亮:“我们舍命也要支持。”

  两次采风,我在孟良崮创作了270幅画稿,累坏了。回到上海,我大病一场,咳嗽咳出了血。等到身体稍微恢复一些,我立即又去上海警备区某部体验生活,和大家一起练习射击、投弹等,有了充分的准备后,开始创作。1963年,我完成了《红日》,这是我付出最多心血的作品,许多年来也一直是我的代表作。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红色经典已出版了19个版本,印数超过150万套(600万册)。

  周末周刊:创作《红日》,也让您和军人结缘。

  汪观清:是的。有许多事,只有从军人的视角去看,才能画出真实的战场和真正的英雄。记得我当时一幅画画的是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哭泣。有人建议我画一位战士抱着那孩子,因为群众的孩子也就是解放军的孩子。

  还有一幅画,是大娘用簸箕盛满花生送给战士,战士开心地接了过来。也是多次参加战斗的军人告诉我,人民军队有严格的纪律,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画军事题材,不仅要画好人物、画对战斗场面和武器,还要把握军队的政策纪律。

  1963年,国防部批准授予驻守上海的某部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光荣称号。出版社把画《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任务交给了我。而“好八连”所在的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就是《红日》小说中沈振新军长的原型。当年为画《红日》,我采访过他。他说:“你到孟良崮上跑一趟,就能找到答案。”从上海到孟良崮,从《红日》到《南京路上好八连》,都是缘分。

  周末周刊:今年夏天,您的“笔墨军魂——汪观清军事题材作品及相关史料展”在上海亮相。这是92岁高龄的您的首次军事题材专题展,汇集了70余年间创作的相关作品300余件。

  汪观清:很多人说喜欢上海,喜欢这座城市摩登、时尚。但我喜欢上海,是因为这是一座有好八连的城市,一座有英雄的城市,一座红色的城市。因为与部队结缘,也使得我后来在40年间三走长征路,60年间四画“好八连”,58年间三画“雷锋”。我很自豪能画下他们。我从来没忘记上海解放那一天看到战士时心灵感受的震动,也忘不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带给我的持续的感动。

  周末周刊:之前您90岁那年,曾在上海朵云轩首发“耕——汪观清绘牛六十载作品分享会暨木版水印签名版”,当时距离您1961年第一次绘牛过去了正好60年。

  汪观清:时间过起来真是弹指一挥间啊。1961年我在青浦郊区搜寻“和血吸虫病做斗争”创作题材时,偶然看到戴着红领巾的兄妹俩牵着一头水牛在田边慢走,后来老牛驮起了兄妹,向小岛游去。相比小孩子,牛算得上是庞然大物,却“俯首甘为孺子牛”。我很喜欢那个时刻,也从画那头牛开始一直在画牛。

  1961年我才30岁,还算“小汪”,现在我都过了九旬了。但我一直是一头在同一块田里埋头耕地的牛,“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我还在创作一线,我还一直拿着画笔,不停地用作品回应时代。(沈轶伦)

[ 责编:刘冰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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