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雨君

　　时隔十几年，李剑鸣的《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出了修订版。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和体会，本书的修订既有必要，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近十几年国内外史学日新月异，跨国主义、全球主义和外部学科的影响让史学焕然一新，在史料、理论、方法等维度都发生了深刻改变，且仍处于不断更新之中，作为非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方向的具体的、实践的史学研究者，作者如何从治学中认识和理解史学理论和方法，并转化为文字和书稿，是本书修订的一项巨大挑战。通读整本书后，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如何应对挑战，体现新意。

　　20世纪80年代受后现代主义冲击，专业史学界开始重新反思“历史学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自19世纪史学专业化以降，“历史”从过去的“母学科”、一门学问，转变为一个专门学科。在初版对专业史学基本性质、特点、培养体制等问题的论述基础上，修订版还指出，培养专业人才的方式从德意志传播到其他国家后，与业余史家最大不同在于，专业史家“结成基于身份意识而彼此认可的专业圈子”。这样，历史共同体获得了社会身份的广泛共识。

　　专业史学最初与“科学”相联系。半个多世纪里，先后受科学主义史观与社会科学化冲击，专业史学的理论、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专业团体和学术刊物、论著、历史教育和人才培养等日新月异，在变与新之中形成了历史学科的基本面貌。其中，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从总体上重塑了史学，大大扩展了史学的领域，把过去无人关注的人类经验的其他方面、非人类经验因素等都作为问题加以研究，一切包含过去信息的物品都可以是“有价值的史料”，研究者有意采用多维的方法论、多学科和跨学科路径，自觉地丰富“分析范畴”，并对研究领域“概念化”。与“科学”相交织决定了截至20世纪中叶的专业史学的基本形态，原本为维护史学科学属性的共同体内部专业评价机制则引发了“史学危机”，“过度专业化”令专业史学疏离大众。有人担心，这会导致史学逐渐沦为“小圈子的狂欢”。在此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解构，对“客观性”的质疑，否定了史学所标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甚至把史学降低到文学领域，这样就从根基上动摇了史学的合法地位。专业史家如何应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更进一步讲，专业史家如何针对种种质疑改造史学本身，是我们理解近半个世纪史学转型的关键。

　　修订版在介绍专业史家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后，进一步分析了其后专业史学的转变。最直接的后果是，几乎所有专业史家都有意无意地反思自己的专业特性，在理论和实践中不自觉地呼应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质疑，接受了其“去中心化”的主张，强调对语言和社会文化的建构，运用“解构”策略处理史料、史事和成说，在研究表达中吸收了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学术语言。不过，后现代主义并非一种成体系的学说，专业史学鉴别吸收某些观点，借助其打破现代史学的理念和范式，重新思考史学的特性和旨趣，反思历史书写与“权力”的关联，重视差异性与多样性，纳入底层和边缘群体等题材，更审慎地运用和批判史料。作者在近十几年的阅读、研究、写作和教学中重新认识和理解后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读者过去对后现代主义的成见。这是修订版最大的改动之处。

　　19世纪伴随民族国家兴起的国族史，在当下越来越受到跨国趋势和全球史观的冲击，退居其次。自21世纪初起，互联网、物流、国际组织等迅速发展，人类生活越来越受全球化便捷影响。专业史学演变有相似的经历，突破民族国家的历史，开始研究国际史、全球史、跨国史，在历史视野、题材、方法等方面发生了巨变。随之而来的，是经典问题在新史观、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导下可能呈现新的历史认识和知识，一些过去受忽略的边缘群体和现象跃升为史家讨论和研究的重点。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形象地将少数史家所关注的人类以外的过去，即“非人类中心主义”取向比作史学界的“哥白尼革命”。

　　依托互联网，人类进入了电子化、数字化时代，史家获取史料的形式发生了巨变。网络资源日趋丰富，纸质文献的电子化不断推进，这些都没有改变“获取知识、提升修养和愉悦心灵”的读书的根本目的。回顾史学的各个阶段，随着社会演化，作为历史知识来源的图书或史料的获取方式和难易程度一直在发生变化。前专业化时代主要依靠私人藏书汲取资料，史家可以靠占有史料来书写历史，而到了专业化时代，档案馆、公共图书馆、研究性图书馆等相继建成，史家可以在共同体内部阅读史书、研讨历史问题，再到当下以数字和电子为显著特征的“开源”时代，史料像各种信息一样唾手可得，相应的，对史家利用史料提出了新要求。人的精力十分有限，当今开源的背景下能获取的史料堪称“海量”，如何阅读和利用，完成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是许多人所迷惘的。作者用新材料作为例证分析“第二手文献”相关问题，值得仔细阅读和思考，尤其对初入史学领域，甚至对于那些在做研究初期不知如何阅读和收集史料的人来说具有格外的参考性和启发意义。（刘雨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