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愚

　　普鲁斯特的一位忠实倾慕者、法国作家莫洛亚曾这样写道：“如果1900年时，有一个人对当时的各位作家说，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位，将要革新小说艺术，并将哲学家的思想和那个时代学者的语汇引进艺术世界，这个人是一个病魔缠身的青年，是读者和大部分文人闻所未闻的一个无名小卒，见过他的人都把他视为一个纨绔子弟，也许可以说他还有点小聪明，但决不会成就一部伟大的作品。我想，那些作家听了这话，一定会惊异不止的。这个谬误持续了很久，甚至一直到《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发表后仍然如此。这与圣伯夫对巴尔扎克的评价谬误严重的情形极为相似。这证明文艺批评家多么应该谦虚谨慎！”

　　幸运的是，我们今天来评论普鲁斯特的作品已经被先天免除了这种认知谬误的可能性——却极有可能又会因层累叠加后诞生新的谬误。

　　通常来说，一个作家一生的所有写作，都是某种主题的变奏，也就是说，一个作家所真正怀有激情的主题总是指向某几个关键词，他的作品都是对这些主题的变形演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近出版的普鲁斯特早期作品《欢乐与时日》与他后来的不朽杰作《追忆似水年华》之间确有许多相近之处，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部作品就是一部伟大作品的先声与序曲。

　　《欢乐与时日》是普鲁斯特25岁时出版的少作，也是他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作品，其中多数篇章写于23岁。

　　影响普鲁斯特作品主题、风格甚至结构的因素，我认为与他独特的身份密切相关。他几个令人尴尬的身份特征，决定了他的思考方式与写作方式，这便是：半个犹太人（尽管他从不认同）、恋母的儿子、上升的资产阶级、哮喘病人。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后面三者。第二个身份反映到作品中，便是某种负罪感，尤其是对母亲的负疚——在《欢乐与时日》中是一位少女对母亲之死的愧疚，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则是音乐家凡德伊女儿的“罪与罚”。

　　上升的资产阶级，是他的家庭出身。他不是贵族，但是因其父辈乃至祖辈的影响力，让他有机会结识法国的上流社会，我们或许可以将后来的普鲁斯特称为“半上流社会人”。混迹于贵族之中，自身却不是贵族，加上他敏感的天性与擅长观察分析的特点，都让他成为一位卓越的冷静观察者。这种身处其中又能超脱的状态，让青年普鲁斯特在短篇《进城吃晚饭》中，对贵族沙龙聚会的情形有了出色的描写，并在另一篇《扇子》中认识到这是“沙龙里那些虽然表面迷人却又十分空洞的东西”。

　　至于哮喘，他自童年的一次森林散步归来后就发作了。这种令人窒息的疾病让他变得虚弱，异常敏感，不得不经常卧床休息，由此带来持久的孤独、忧郁与沉思的习惯，正如他在《欢乐与时日》中所写到的那样。长久独处，被封闭在某个特殊处理的空间，让他对《创世纪》中挪亚的命运产生了共鸣。他在这本少作中，将“囚禁”自己的空间称为“方舟”，而将进进出出为他带来消息与安慰的母亲视为“白鸽”。“方舟与白鸽”也成为他作品的重要隐喻。

　　他和母亲的关系，他对母亲的依恋，我们在这本书中将反复读到。在《一位年轻女孩的告白》中，我们不仅看到对母亲到来的期待，也会读到主人公对与母亲分离的恐惧——不论是睡眠还是死亡。这种与挚爱分离的恐惧支配了普鲁斯特的一生，以至于他在著名的普鲁斯特问卷中回答“你对不幸的想法”时，答案是“与妈妈分离”。

　　《欢乐与时日》并非是一个伟大作家的无聊练习，而是一部杰作的前言与序曲。它与《追忆似水年华》的联系紧密，很多我们后来所熟知的主题——时间与记忆，爱情与妒意以及遗忘等，在这部少作中已经有非常天才的表现。《布罗伊夫人的忧郁夏天》中利用音乐主题将爱的对象审美化，几乎是斯万之恋的变形与预言。而《妒意的终结》中，将爱的猜妒、魔鬼般的占有欲、对所爱之人的想象与美化，以及交往中的破灭与希望，反复纠缠，我们在斯万之恋以及阿尔贝蒂娜的身上，都将再次看到青年普鲁斯特就已持有的观点显现。

　　很难说《欢乐与时日》是一部小说还是一部散文集。因为它难以界定又包罗万象，文体模糊边界暧昧，在其中我们既能看到纯正意义上的小说，也能读到诗，甚至还有戏剧与随笔。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小书，它蛛网般细腻庞杂的结构，都指向未来的建筑师那座严谨构建的教堂似的、或者说交响乐般结构的大书。那优雅而磅礴的气象已经初露端倪。

　　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曾这样评价普鲁斯特：“一种博大的美随着普鲁斯特离我们渐渐远去，而且永不复回。”如果说阅读意味着某种博大之美的复活与再现，那么，《欢乐与时日》正是一个发出邀请的年轻的手势。

　　(作者为诗人、作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