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尧

　　许多年前，一位叫“杨素秋”的学生报考我的博士生，我和我的同行都惊讶于这位二十二岁的女生即将硕士毕业。

　　杨素秋博士毕业后回到西安，在一所大学任教。之后她又去西安碑林区文化旅游局挂职，碑林区要建一个图书馆，归她负责。此后的六个月，图书馆建成了，她也成了新闻人物。我起初并不知晓此事，一位学生告诉我：老师，杨素秋师姐红了。我开始关心此事时，杨素秋发来了她那篇点击迅速过五万的文章《花了半年时间，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座不网红的图书馆》。杨素秋用温婉的笔调叙述了她理想的图书馆是如何建成的，其中的故事冲突大概是“馆配”还是“自选”图书。

　　我说的这些关于杨素秋的往事，正是我们阅读她的新书《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的背景，这部书并非宏大叙事，但它深深吸引了我，我读到的是一种文化生态，读到的是在其中生长和挣扎的精神建构。它是一本关于“杨素秋们”的书，一幅人文主义的肖像。

　　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图书馆”长大的。但在阅读杨素秋的书稿之前，我并未深思过“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个问题。

　　“小宁，这就是咱们的山寨。”馆的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杨素秋的笔法十分细致，细致到纤毫微末，一串串具体的数字为我们呈现出建馆的艰辛，从选址到装修再到选书。她一行一行地审核出版商送来的书单，读者则一行一行地看到她的用心与认真。透过她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图书馆建成之后，这些书弹跳起来，一本接一本地随着她奔向图书馆。

　　杨素秋在推进图书馆的运营过程中尤为重视“接地气”。她曾提到约翰·科顿·丹纳在《图书馆入门》中的那个理想“选书人”形象：“这个人首先得是个书虫，有丰厚学养，能带领孩子们阅读好书。但他又绝不应该是个书呆子，不宜过于沉湎于书籍，要多出来走走，以免与底层老百姓脱节，无法了解低学历人群的需求。”引完此段，我们不难看出，杨素秋就是这样一位理想的“选书人”。选书不简单，为公共图书馆选书更是难上加难，既要在专业性和普世性之间做出平衡，又要在个人趣味与公共意见之间把握尺度。在两难的境遇中，与其说我们看到一个文学专业毕业的博士生如何处理自己的专业，不如说看到一位既热爱书籍又热心于社会公益的“选书人”如何在书海中穿行。

　　在建设、推广图书馆的责任心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她的善心与教育之心。区图书馆不仅欢迎青少年儿童，也欢迎社会残障人士。馆内建有视障阅览室，配备有一键式智能阅读器、助视器和一体机。高昂的费用并未让这位“选书人”却步，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她所选的书浇灌了更多读者的心灵，“就像走进海里，感受海水一点一点地漫过脚面”，这或许才是对书籍最好的交代，以诗意也以善意回报书中的字句。《“做题家”，我们一起读诗吧》一篇饶有趣味，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启蒙无数青年学子走向文学道路的语文课变得枯索无聊，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信任语文课能够帮助学子抵达文学，也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鲁迅”变成了一些有标准答案的习题。“做题家”是当下社会的热点，更是人文教育中的痛点，身在大学校园并以文学研究为业的我们面对这样的议题也多是连连叹息。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杨素秋却倡导“一起读诗”，不仅要为其坚定乐观鼓掌，更要为其尚未被工作淹没的诗性鼓掌。这样的乐观与诗性来自她对生活中悲剧的领悟与认识。在以正确率为指标的“做题”制度下，我们的确只能培养出“做题家”。那么，这个时代，书籍究竟何为？杨素秋给我们的回答是：保留、拯救、升华。保留读书的火种，拯救干涸的心灵，升华每一颗向往书籍的美好心灵。

　　纸质书为何屹立不倒，我难以说清，但是杨素秋的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想给予我们一种可能的回答。就像翁贝托·埃科说的那样：“书跟勺子、锤子、车轮或剪刀同属一个类型：一旦被发明出来，便无需改变。”让我们对此稍加延伸：图书馆一旦被建造出来，便照亮了热爱阅读的心，这样的光芒不会轻易消失。我们担忧无人读书，也担忧无人进图书馆，杨素秋与她即将面世的新书会给予我们一份慰藉。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