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宇

　　《拓地降敌：北宋中叶内臣名将李宪研究》 何冠环 著重庆出版社

　　大宦官童贯在宋徽宗一朝可谓风光无限，他是中国历史上掌控军权最大、被册封为王、首位代表国家出使的宦官，受尽徽宗的宠爱。在宋朝因有唐朝的前车之鉴，政治之中对宦官、武将的限制格外严格，为什么还是会出现童贯？在重文轻武的时代，宦官又是如何得到重用的？这些问题都要回溯到童贯的师父，同样是宦官的北宋中期名将李宪的身上，从他的身世和经历中寻找作为宫廷之中的内臣，宦官是如何突破限制，成为时代名将的。

　　以往人们对宋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臣官员、士大夫政治等研究上，对于宋代的宦官内臣等种种问题叙述不多，作品也不多。知名宋史学者何冠环，以宋神宗时期的内臣李宪为研究对象，根据文献史料、碑刻铭文，尤其是以各时段修改的史料本文间的差别，辅以缜密的考证，整体地看待李宪身前事迹以及身后的影响。以一本《拓地降敌：北宋中叶内臣名将李宪研究》深入探讨北宋中后期内臣、君主、文臣武将之间的关系，了解北宋中期的变法图强与西北拓边过程中新旧党争的复杂局面。

　　北宋中期宋神宗、王安石拉开了熙宁变法的序幕，其变法的主要诱因就是西北与西夏的连年作战，失利导致的民财两失，使得北宋政权面临着极大的军事威胁。而王安石变法的正面成果，就是由李宪等西北将领所体现的，对外的“拓地降敌”成就了李宪。

　　西夏是北宋澶渊之盟后遇到的最大威胁，北宋与辽国的稳定很有可能被西夏的侵犯而打破，辽国也一直在观望北宋的西北情况，这就使得宋朝对西夏的态度成为国土能否稳定的关键。在宋神宗时期，李宪与王韶一起取得河州大捷，第一次河州战役，击败河湟首领木征，拓地一千多里，招抚人口三十多万。之后的两次战役，更是两战两捷，稳定了宋朝在河湟地区的统治，李宪也因此留下来跟王韶一起经营西北，并逐渐成为统领西北军的主帅。

　　元丰四年（1081），鉴于熙宁变法颇有成效，宋神宗也制定了相应的战略决定一举收复西夏。命李宪、种鄂等分兵率五路征讨西夏灵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灵州之战。但这场战争最终还是失败了，李宪最先出击没有直扑灵州，而是围攻兰州，以此作为宋军的总后备军。整个战局虽然是失利了，没有达到拿下灵州的目的，但是却收复了西北重镇兰州。李宪以兰州为帅府，建立了熙河兰会路，这成为北宋中期拓边与西夏对抗最重要的一项成果。

　　面对着这次战略的失败，朝中大臣将矛头指向了李宪，认为他的分兵取兰州只是偷奸耍滑，为了消弭罪责，是他没到才导致了战略的失败。但是，宋神宗没有听取这些文人士大夫的问责，反而嘉赏了李宪，而后更是让李宪成了西北对西夏的主帅。这让人不得不想到宋神宗如此重用李宪究竟是什么目的。

　　书中除了叙述李宪的成长经历之外，更是深挖这背后的问题，虽然叙事都是在边疆，但实际的问题却始终在朝堂。李宪作为宦官能长期领兵出征作为一方主帅，这在宋代实属少见，甚至宦官跋扈的唐朝中后期也没见过。

　　在朝堂之中，有主战和主和派之争，以王安石为主的主战派与宋神宗的心思不谋而合，但主战派却无一例外地反对宋神宗任用李宪作为统兵将领。士大夫鉴于汉、唐宦官的乱权，对宦官这一群体本就没有好感，对他们的得权得势有着一定的警戒。士大夫们也非铁板一块，因为利益冲突和私人恩怨，彼此间互相制约互相掣肘。

　　作者尤其观察到宋神宗在任用李宪方面的背后原因，宋神宗不是那种沉迷宦官的庸主，是个很聪明很有主意的人，与那些听信谗言就把权力送出去的皇帝有着很大的差别。当时，官僚集团主张由王韶等武将全权主持西北军事，这实际上是王韶等人了解官僚集团的意图，从内而外地支持逐渐将军事权力还给前线将领的思想。

　　宋神宗显然不想这样，将从中御的做法始于宋太宗，但宋太宗在军事上的接连失利，使得后人都认为问题是将从中御导致的。当时的宋人就已经批评将从中御这项政策。宋朝军队行军作战，皇帝都会派自己的心腹随军做监军，目的就是保证将从中御的推行，以及对将领的监控。这种制度的实施，使得原本只生活在大内的宦官，能够有接触兵权的机会，从而有可能担任高级军事长官。李宪得到宋神宗的重用，有个很重要的本事，就是他虽然行军打仗执行的是宋神宗的决定，但另一方面他又能随机应变地执行，在大体上执行宋神宗的战略方针，在细节上又能有变通，不会让宋神宗因为将从中御这项政策导致政治上的压力，这一点是在朝很多将领都无法做到的。从灵州之战就可以看出，李宪对兰州的军事行动很有可能是宋神宗应许的，这可能在出发之前就得到了授意。既能满足宋神宗的虚荣心，又能实实在在地建功立业，这是这对君臣互相信任的基础。

　　在以新党为首的主战派中，李宪受到排斥，另一边以旧党为主的主和派中，李宪更不受待见。作者通过对李宪的叙述描述出了，熙丰时期内臣宦官的尴尬处境，宦官的权力脱胎于皇权，从整个朝中对待宦官的态度，作者的内在分析也落在了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分歧上，借此看待北宋晚期的政治发展。

　　书中还介绍了李宪身后的评价，随着宋神宗去世后新旧两党交替执政，光是《宋神宗实录》就在两种思想下修成了几个版本。作者分别论述了不同阶段影响李宪身后评价的具体因素。李宪的评价几经变更，最终以《宋史》中“宪以中人为将，虽能拓地降敌，而罔上害民，终贻患中国云。”这一评价成为后世的定论。（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