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立君

　　一个蚂蚱，一百个蚂蚱，一万个蚂蚱，都不可怕，可是当蚂蚱们以集团军的阵容，铺天盖地而来时，脚下的大地似乎都会摇动。

　　近四十万字篇幅的《蚂蚱》，自清末至二十世纪中叶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笼罩在小蚂蚱透明又沉重的翅膀下。那些土里刨食的人，面对能将庄稼与草木一扫而光的蚂蚱大军，心理屈服的发生就是自然的，如此凶残的小蚂蚱，一定关联着更重要的东西：老天爷派蚂蚱来“伐人”了。因茫然而生恐惧，因恐惧而生崇拜——小蚂蚱被当作神供起来了。蝗灾对底层百姓所形成的压迫，催生的恐慌，我听闻过却没有亲历过。那不过是时空过滤后的一些事件与痕迹，是父祖辈及更早先人的经历或叙述。对《蚂蚱》作者王兆军来说，亦基本如此。而读《蚂蚱》，我很快便沉浸其中，感到作者是在叙述他自己的事：这是一部内在叙述动力充足的作品。作者有很强的化外在为内在的能力。那氛围、情景、场景，清晰地传达到我这里了。

　　蚂蚱是小生灵，小意象，小意象架构起一个大寓言。蚂蚱庙位于蚂蚱庙村要害位置，关联着村中每个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也关联着一个喧嚣的急剧变化着的世界。再渺小的生灵也是生灵，再贫乏的生活也是生活。

　　《蚂蚱》写了众多人物。有的浓墨重彩，酣畅淋漓，如贾三福、吴兴邦、吴云迪、瘸造、赵琪等，有的着墨不多甚至仅寥寥几笔，亦能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如谢芳春、殷云舒、刘春秋、扈永等。以一场蝗灾为背景，蚂蚱庙人密集登场。他们都是小人物——贫穷闭塞的蚂蚱庙村不可能有大人物。可是，从蚂蚱庙村看，没有两个人是平等的，他们之间有清晰的高低贵贱之分。在贾三福那精于算计的眼里，蚂蚱庙人需分为三类：他仰视的，他平视的，他俯视的。

　　一部小说是否成功，首先看它能不能贡献出站得住的人物形象，特别是要看能否写出其他作家笔下无的人物。贾三福称得上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一本书的出发点总是一个形象，从来不是一个概念或一个情节。”（马尔克斯）贾三福就是《蚂蚱》的出发点与立足点。《蚂蚱》中的许多人物如走马灯一般，出现并消失，三福则是贯串始终的最重要人物，名字出现1752次，频率是居第二位的吴兴邦的两倍还多。蚂蚱庙村的每个人每件事都与他有或深或浅的关联——这是他努力“奋斗”的结果。他是个有“理想”的人。吴云迪（大练长）是他所仰视巴结的人，当吴问他为何还稀罕“约地”这个过气的名分时，他答道：“在外边混得再光鲜，没有本村人的赞同和尊敬，就难说是个体面人……常言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口碑才是要紧的。”他大体知进退，有一定自省能力，擅权衡，一心确立好人能人地位，也确实尽力乃至甘冒一定风险去糊弄摆平一些麻烦事。但他无立场无是非，只有小心眼、小恩小惠、小名小利，他经常动的心思、做一切事的出发点是“你不能白了我”，视野出不了蚂蚱庙村。他不愿在地里出苦力，就爱做一个东跑西颠到处管事的人。他会为物欲权欲的任何一点小小满足而沾沾自喜，恍惚中自己仿佛已成了理想中的体面人。这令人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而贾三福碰壁后会反省调整自己，所以他差不多成了村民眼中很能“蹦跶”的人，一个事事都需要他出面的人。约地、抹斗手是两个一度很能满足他权欲、物欲的身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身份都离他而去。

　　《蚂蚱》里的情景人物，会令人想到《呼兰河传》《阿Q正传》等作品里的情景人物。阿Q至死不悟，贾三福则时有忧虑与自省，但他仅仅是蚂蚱庙的一只蚂蚱一只蛙，看不到更大的世界。

　　如果将贾三福仅仅看作是一个不好不坏或亦好亦坏的中间人物，那是不够的。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有深刻的批判与寄托。贾三福用他那蚂蚱般的渺小蹦跶，奋力寻找属于他的生存价值与空间。在传统人治社会的底层，他梦想成为乡绅式的存在，哪怕是一个最卑微的乡绅。他常常想当然的以正人君子角色出现，但他显然实现不了正义。读书人赵琪、谢芳春等人物，能更自然地表达出人性之善。赵琪甚至不惜借装神弄鬼的方式，以成人之美。殷云舒、刘春秋、吴文轩等人物，则以他们独特的遭遇与选择，表达出较多的社会进步信息。贾三福与瘸造与他们以及更多的人物形成映射，造就了作品的深度与人物的深度。贾三福在任何比他高出一点的人物面前，都是巴结逢迎的、没有自我的。时至今日，仍然不乏对旧时乡绅的道德美化与正义期待。可见，暴露出乡绅的腐朽气息，仍然是一种现实必要。

　　文学的本质是寓言。《蚂蚱》实现了鲜明的寓言性，以小切口窥见世界。（夏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