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滕贞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文明的统一性基于文化上的认同感，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巩固和扩大这种认同感，让民族文化的血脉更充盈、更有生命力，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贯穿古代之中国、现代之中国，也必将贯穿未来之中国。作为一名从事文学工作的全国政协委员，我切实感受到文学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赓续文脉不能离开文学。赓续就是传承，历史上文脉赓续的主要载体是文学，文学让一个时代的文脉有了魂魄和形状。人们通过《诗经》中的“风雅颂”，通过魏晋之风、唐宋文章等文学作品，可以还原并触摸到逝去的历史，一张张鲜活的面容闪现在历史的天空。进入新时代，文学在赓续文脉中仍然发挥着给历史骨骼丰富血肉的作用。文学作为一切艺术的母体，影响着各种艺术门类，没有文学的书写，文化传承将无所依附而最终走向式微。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一个作家都是历史的记录者，作家会根据自己的审美取向和良知观照，在描绘历史进程中构建正确的历史逻辑，滤掉杂质，淘出文明的结晶。因此，作家是名副其实的赓续文脉、传承文化的实践者和生力军。抽象地谈论文化传承容易成为坐而论道的“空谈客”。有文学全方位的介入，让文化传承由抽象变为具象，由传统变为现实。例如，《三国演义》比《三国志》更加为大众所知晓，便是文学的力量使然。

　　可以这样认为，文学是文化传承的“药引”。“药引”通过引药归经，使药性入脑入心，进而形成浸润效应。每一个作家都是讲故事的人，民族英雄靠作家去塑造，精神图腾靠作家去描绘，我国卷帙浩繁的三大民族史诗，都在塑造并歌颂民族英雄，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精彩纷呈的故事交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故事的协奏与交响。因此，在文化传承上各民族作家大有作为、大有可为，自觉担负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应该是作家的神圣职责和矢志不渝的追求。

　　创新创造是新时代文学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求，是在总结人类文化发展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方法论。就文学而言，是创新和创造开辟了现代和当代文学广阔的发展空间。五四运动发端于文学的革命，鲁迅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开启了现代文学的新篇章。白话文跟文言文相比就是一种创新和创造，为文学发展注入不竭活力。刘心武具有批判和启蒙精神的《班主任》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发表后，引起的反响如春雷乍响，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进入新时代，作家要担负起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同样需要创新和创造。只有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开辟新时代文学的新境界。

　　赓续文脉、创新发展必须走出三个误区，否则守正就成了一句空话。误区之一是要么一味地复古，要么对传统持虚无态度。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总会周期性出现，“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就是针对复古论而言。现实中历史虚无主义在文学界仍然存在，对此需要有清醒的认识。误区之二是背离优秀传统而另起炉灶、标新立异。创新的前提是守正，是对人们普遍认同的主流道德价值和美学原则有基本的尊重，偏离了这一正轨去求新求异，就成了古人说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是害人害己的行为。中华文化之所以没有中断，是因为有源可溯、有轨可行。误区之三是不去构建自我的文化评价体系，而是简单套用西方标准来丈量民族文化。这是在改变民族文化基因，抹杀文化差异。对文学而言，如果不走出这三个误区，会让中国文学总是在模仿中徘徊，缺少应有的文学自信，最终导致难有建树。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辽宁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