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鹏

　　孔慧怡的《五四婚姻》是一部讨论现代女性婚恋议题的小而有力量的传记。该书历时20年成书，约用13万字，呈现了张幼仪、林徽因等7位女性的8段婚姻。如推荐者评价，该书对于五四婚姻“明显偏于‘男方’的主流叙事，起到了纠偏作用”。论者也将就此书分享几点真切的阅读感受。

孔慧怡

　　信度在于客观史料与现场抵达

　　人物传记写作的分量应该由史实支撑。孔慧怡女士在成书历程中，提到她亲身走进了张幼仪女士于20世纪20年代生活过的英国东南小村沙士顿，那是她创作的动因，而这些经验也是其他作者不具备的条件。

　　在中文材料中，张幼仪常被塑造为五四时期的典型新女性。如果只看后来她成功的事业，这样的结论大抵也无误。可是，那个从安徽小县城里来的女子，只身前往英伦探望丈夫，遭丈夫厌弃，在丈夫移情别恋时，又不幸怀有身孕，一个举目无亲的弱女子，是如何熬过艰难海外生活、如何蜕变成坚毅沉着的女企业家，这个过程在既有研究成果里是不被看见的。

　　书中最为信实的一个史料是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对其的采访。关于徐张离婚故事中“不浪漫的一面”，张邦梅整理了张幼仪的口述，编辑成《小脚与西服》一书。孔慧怡将该书比喻为“一支探射灯”，可以“从张幼仪的经验看到旧女性想过渡为新女性，必须具备怎么样的条件”。

　　2001年，孔慧怡和丈夫遍访剑桥，途经了沙士顿。“20世纪初一个年轻中国女子的挣扎，就埋藏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孔慧怡的写作正是基于这种实地在场的感受，以及随后发现的口述材料。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与工作人员列出的许广平《遭难前后》、梁从诫《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张邦梅的口述史这三本重要文献，也给予了孔慧怡很大的支持。

　　比较而言，一些学者在撰写徐志摩传记时，常常把“个人浪漫幻想发挥到最彻底”，全然不尊重事实。这些写作者“文人浪漫化”的病症，也是一种男性集体意识对共同体利益维护的体现。

　　温度在于女性立场的主动选择

　　以“新女性”作为论述的对象通常是五四女性书写的自然选择，但孔慧怡在著作中尤其关注了几位旧女性——朱安、江冬秀和张幼仪。这些旧女子，不是时代的弄潮儿，她们如何面对急剧弃她们而去的时代潮流，应对价值翻转的新世界，尤其是亲密关系中有一位新文化运动领袖的男性丈夫，她们的真实感受、心理挣扎、变迁如何，是给一个“旧女性”的标签了事，还是努力去“看见”她们的主动改变的意图和美德的一以贯之。孔慧怡做了温暖视角的转切与充满温情的细腻理解。

　　孔慧怡评价江冬秀为——“跳出框框”的女性。江冬秀不是有些作家形容的“村姑、文盲、小脚夫人”，相反，她是能干的行动派，她治家有方，开源节流。江冬秀能担大任，独自主理了胡适母亲及祖父母迁葬等家族头等大事，让胡适没有后顾之忧，并对她由衷佩服。同时，她个性鲜明，爱憎分明；她善于学习，能够进行白话文书写，也能辨识时局，甚至写作也沾染了些许胡适的幽默感。孔慧怡最后结论，江冬秀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胡适从美国返台湾就职中研院时，她没有乖乖地随丈夫回台湾；她也不是新派的贤妻良母，胡适责怪她疏于花时间教导儿子。她没上过新派学堂，也没有自己的职业，说不上是新女性，可是，她“绝对有独立个性，也有独立人格和独立观点，这不也是‘新女性’的定义吗？”

　　而作为被遗弃的旧女子，张幼仪性格里韧性坚强的一面，在她独自面对离婚之痛，后来转型为成功女企业家都一以贯之的。张邦梅记录了张幼仪与徐志摩确认离婚的场景：在德国陌生之地，张幼仪单身赴会，徐志摩则招来四个朋友助阵，当众演说，说离婚是为了“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孔慧怡评价：“撇开徐志摩的离婚动机，光看两个当事人的表现，一个躲在口号与朋友的背后，另一个在厄难面前挺起胸膛，谁具备道德勇气，不言而喻。”

　　相反，对新女性陆小曼，孔慧怡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陆小曼虽接受了新式教育，进入了顶端的交际圈，在社交场合和名人雅士间周旋，但她的依附性也是显见的，她家族、本人皆有寄希望婚姻达成她做个无忧无虑的少奶奶的设计。孔慧怡追问：“何谓新女性”，“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不一定等同于有社会抱负，也不等同于反对传统女性以家庭为中心的定位。”她追问，“陆小曼到底是哪一类型的‘新女性’？”

　　选择站在如朱安、江冬秀、张幼仪等弱势人物的立场，而非站在主流文化成功者的角度分析，在书中处处流露。孔慧怡说，五四时代的男性和女性一样，新思维底下免不了还存在旧心态，再去识别 “旧人”“旧心态”是有意义的。当时上流社会的文化人，太热爱“新女性”的招牌，“也太介意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的鸿沟了，以致没有谁愿意探讨当时男女社交的深层结构”。

　　力度在于反思质疑的精神

　　史料上的信度和立场上的温度合力成就了该书的力度。读者在阅读中时时可感受到作者超脱的视野、质疑的精神和敏锐的感受力。孔慧怡对传记文体的写作有相当的素养和清醒的认知，她区分了专攻神绪式传记与捧场式传记之别，指出“中国传记传统以权力和文化中心为主线”，“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等问题。她写传记的目的是“探讨能否以公允的态度重估五四时代的女性，能否从她们的角度平实地看她们面对的世界”。她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关于五四时期文化名人和情感意识写作的两种问题：一种是把个人浪漫幻想发挥到最彻底，写传记时爱加插戏剧式的对话，但这种对话往往出自作者的想象；另外一种则是对需要深究的问题采取“只需稍及一二”的“隐恶式”写作，例如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

　　孔慧怡的文字常常深入“文化规范的灰色地带”，展示了强大的穿透力。写作如不挑战既有的概念或不“冒犯”文化前辈，何来力量感？任何评价鲁迅、胡适、徐志摩等文化大家的文字，若想避免拾人牙慧，必定需要非常的洞察力。《五四婚姻》一书的超越性在于孔慧怡传记观念的更新与持续性的反思。

　　尽管仍然囿于资料的匮乏，孔慧怡无法写就更丰满的朱安、张幼仪等女子神绪，甚至读者也可以察觉到她传记中略有主观意味的想象、假设与激情评点，但是这本简洁之书力求落笔有据，处处饱含对女性的理解。孔慧怡以其学识、勇气、洞察力在“五四婚姻”这个经典议题中，贡献了新颖、温暖、可信的观点，值得五四文化、现代文学的爱好者和普通读者共读。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