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晓东

　　美国华裔作家李翊云说：我发现，生活越不确定，托尔斯泰的小说就越稳固、越有条理。或许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疫情暴发后，某共读平台发起了和李翊云“云共读”一本书的活动，为此选择的书目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短短时间内，这个活动就“云聚集”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三千人（其中很多人被隔离），一起在85天之内读完了这部杰作。之后，这个过程被编辑成一本书：《托尔斯泰为伴：与李翊云共读〈战争与和平〉的八十五天》。

　　《托尔斯泰为伴：与李翊云共读〈战争与和平〉的八十五天》李翊云 著 孔俐颖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托尔斯泰曾说：如果邪恶之人都聚集起来，形成了一股势力的话，那我认为善良的人也应该聚集起来。这句话还被苏联版同名电影用作“题眼”（我们不妨这样想一下，恰恰在生活中后者难以聚集起来）。所以参加共读这部作品也是一种价值判断。考虑到当时世界疫情背景，它兼有“治疗”和“抵御”两个取向，使它超出了“经典文学鉴赏”的范畴。无疑，这种共读带有网络时代“共享”的特色。如果我们用马斯克的“脑机接口”思维去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共享文学的不寻常之处：马斯克的思路是一种“直接交流”——首先将大脑连接到数字机器上，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念头马上就让我们的大脑与另一个大脑相连，这意味着我们无需再将思想转化为语言文字符号，亦即再也不需要“解压缩”这个过程。这虽然看似自由，其实非常危险，它意味着“一切都是被允许的”无隐私。而“共享文学”恰恰是保留了一种“压缩”。这种“共享文学”会不会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存在形态？

　　随之而来的就会有一个疑问：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是否还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价值”？这些对话框里的三言两语，碎片式的文字是否还是“文学”？甚至是否对《战争与和平》这种高居世界文学庙堂的作品造成了减损？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依然要回到“聚集”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些文字不同于我们在手机上的“聊闲天”。它是一个伟大的作者与无数严肃的兼具读者/作者双重身份的人之间的共同再创作。“严肃”在这里的意思当然指的是文学，至少是托尔斯泰的文学所具备的应有之义，比如人何而为人，生命、生活的意义等，托尔斯泰不仅终生为这些“该死的问题”所困，而且积极投入实践，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对于有着非同寻常生命之苦难体验的李翊云来说，她选择共享托尔斯泰或许正与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有关。《经济学人》为这本书写的推荐语是“万千孤独的灵魂齐聚同一个书页”，或许正指认着文学的“疗愈”功能；而“共享”恰恰可以使这种疗愈的功效加倍。

　　在《战争与和平》中，有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关于生与死的危机时刻：安德烈公爵的两次濒死体验、妻子的难产之死、他因老橡树而产生的顿悟；彼埃尔决斗中的落荒而逃，面对行刑队的终极体验，少年彼佳的死等，今天的读者依然强烈地与之共振，这恰好说明了将这部杰作视为应当束之高阁，或仅仅作为“写作课参考书”的想法是相当局限的。

　　在《托尔斯泰为伴》中，我们看到小说中不同的生命，哪怕是只有寥寥数语的“小人物”的生命都被读者/作者们“复活”了，应当说，是托尔斯泰非凡的艺术天才赋予了哪怕是“次要人物”以活生生的生命（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写了五百多个人物），而今天敏锐的读者依然能体验到他们的气息。比如图申大尉，往往人们以为只有专业的研究者才会注意他，但他深深打动了这里的读者，因为一个细节：图申走到将军身边，怯生生地把三个手指贴在他的帽檐上，不是像军人那样敬礼，而是像牧师那样祝福。这个动作令某个读者“心碎”。的确，图申是小说中最高贵的人物之一。

　　作为托尔斯泰的读者，笔者并不认同李翊云对小说中一处细节的解读：第一卷，罗斯托娃伯爵夫人知道她的闺蜜、落魄的公爵夫人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需要一笔钱，将儿子送进军队，于是她不好意思地拿出700卢布（这实际上在当时是一大笔钱），然后与闺蜜相拥而泣。托尔斯泰这里写道，她们哭泣“因为她们是自幼相识的朋友，却不得不为金钱这种可鄙的事情操心，因为她们的青春已经逝去……”李翊云说，她被这里的眼泪打动，因为她们（指这两个人物）都不值得被同情，她们有太多的缺点——自私、势利、虚荣、骄傲、操控子女、报复心重，因为一些小矛盾给彼此造成伤害，因为有很多她们无法控制的东西，比如战争、金钱等。然而，这又是读者的过度投射了。罗斯托夫夫妇代表了托尔斯泰最赞赏的一个品质，即俄罗斯地主的“慷慨”。这种慷慨是天生的，是大地赋予他们的，就像娜塔莎没有人教就天然会跳俄罗斯民间舞那样。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因为要赠与闺蜜金钱而羞愧，故而还把钱遮掩起来。她此举完全是自然的，因为她觉得如此是对对方的冒犯，因为“求人”对她们来说是羞耻的，背叛了她们的青春。眼泪主要从此而来。不过李翊云也说，在这一刻她们是以自己本真的面貌出现的。对于李翊云而言，《战争与和平》的阅读收获是“常识”——并非其中的布道或哲学，而是小说透露的，不可靠性是生活中唯一可靠的因素。

　　《战争与和平》其实与今天的“不可靠的”生活息息相关，但人们又会被小说巨大的体量吓倒，以为要耗尽一生时间。但书中援引了玛格丽特·杜拉斯对此的体验：她在火车上用一天时间读了800页《战争与和平》，她感到自己背叛了托尔斯泰。但实际上是，即便这种快速的阅读也让她敏锐地感到其中“触不可及”的层面。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文艺》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