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　凡

　　香港青年导演卓亦谦去年拍竣的《年少日记》上周末正式登陆内地院线。在此之前，该片曾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提名多个奖项，并一举摘下第60届金马影展最佳新导演。作为近些年香港四字电影一波流（去年，香港出了一批片名是四个字的文艺片，被影迷称为“香港四字电影”）的延宕，该片也承袭了此类文艺电影的一贯气质：在生活流气息的包裹之下，或深入底层苦痛，或剑指社会议题。在内地院线正式亮相后，本片豆瓣评分一路走高，达到8.6的罕见高分。但细看评论区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打高分的观众留言通常是“哭了半场”“影厅里啜泣声不断”“邻座一直在哭”等。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难道是否好哭，竟然成了左右一部电影评分的关键指标吗？

　　不得不承认，本片确实“好哭”。童年郑有杰在家庭内部需要面对的巨大心理压力让人喘不过气，结合小演员黄梓乐自然流畅又清纯可爱的表演，让影片生发出一种美好事物被摧毁的浓烈创痛感，而这正是一部悲剧应该具有的力量。

　　然而，“哭”只是观众接收影片信息之后给出的诸多情感反馈中的一种，无论如何不应该作为评价一部电影艺术水准高下的依据。更有甚者直接喊出“太好哭了，香港电影不死！”之类的豪言壮语，实在是没有必要。

　　那么本片品质究竟如何，到底值不值那么高的分数呢？我给出的答案是，电影整体制作在水准之上，但8.6的评分过誉了。影片采用双线叙事结构，一条线讲述的是中学教师郑先生偶然在校园里发现了一封无主遗书，旋即展开调查，力图避免悲剧发生。另一条线追随着一本少年日记，逐渐挖出郑先生深埋于心底的一段不愿触及的过往。

　　童年郑有杰家境优渥，但品学兼优的弟弟却拿走了父母全部的爱与期望。有杰本无意嫉妒，怎奈暴躁的父亲非要“拉一个踩一个”，生生把他的亲弟弟打造成“别人家的孩子”。面对动辄拳脚相加的父亲，以及不愿也不敢给予他任何安抚的母亲，有杰不得不独自挣扎在漫长的童年岁月里，唯有向日记本倾吐自己稚嫩却无处安放的焦虑。

　　片中两条叙事线泾渭分明，各有焦点，推进也算流畅。过往线揭示出当下普遍存在的少年心理问题，以及当事者的境遇；现实线则聚焦于已为人师的郑先生为解决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过往线所占戏份更重，是本片的催泪担当。它真实地还原出一对不懂教育却又严厉傲慢的精英父母是如何把孩子毁掉的全过程。弟弟的出色非但没能抵消父亲对有杰的严厉，反而让他在家中的地位更加尴尬。

　　其实，正视孩子的普通，本该是父母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但现实的吊诡之处在于，无论父母自己是否优秀，他们都拒绝接受孩子的平庸。绵延千年的东亚传统伦理观，天然赋予父母一种统治者的正当地位。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孩子的独立人格，进而粗暴地将他们视为自己的一部分。本片对这一错误认知做出了激烈的批判，是相当可贵的反省，也是经历过成长的新生代青年，面对僵化的代际关系给出的最严厉的控诉。他们仿佛通过电影齐声高呼：“我们是最后的一代！”

　　给出高分的年轻观众，大概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类似于有杰的遭遇，继而被唤起深深的共情。然而从评论电影的角度，我们也必须看到影片在完成上述表达时输出的一系列刻板印象。多年以来，香港电影深受类型化表达的束缚，对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往往导致塑造人物时的高度脸谱化。比如，片中的父亲形象，扮演者郑中基本就擅长出演夸张喜剧，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动不动就穷凶极恶地摔摔打打。如此一来，仿佛酿成有杰悲剧的责任全部集于父亲一身，但事实远不是如此。母亲的冷漠、弟弟的优越感，以及老师和学校的忽视，都是导致有杰走向绝境的推手，影片在这一层的表述上若隐若现，令人遗憾地削弱了整体思考的深度。

　　片中现实线相对篇幅较小，但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郑先生在学校里力排众议，苦苦寻访遗书主人的下落，但其做出的行动却颇为呆板。在和拒绝道歉的男同学沟通时，他无意间发现了霸凌问题，这似乎又扯出一层新的主题，分散了叙事焦点。在试图打开抑郁女同学的心扉时，又整出“跑到山顶大声喊”这一无比老套的招数，显得黔驴技穷。好在影片结尾终于为通篇流于表面的套路表达挽尊。遗书主人最终没有找到，一方面揭示出未成年人心理问题的高度普遍性，即人人皆有可能；另一方面，也象征着解决这一问题的长久性和复杂性，为影片增添了余韵和回响。

　　本片最值得称道的当然是片中所使用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叙事诡计。行进到中段时的视角陡转，不仅没有侵害到观众的代入愿望，反而在错愕中进一步强化了鸡娃家庭里孩子的无所适从。不管是平庸的那个，还是优秀的那个，都无人能够幸免。这一神来之笔，大大提升了影片的质感和思辨深度，远比是否好哭要高级得多。

　　可以说，《年少日记》的高口碑继续推动着香港电影的转型，由类型化、工业化，逐渐转向作者化的深度挖掘。是否好哭只是电影的皮相，而深入社会肌理，勇于挑战当下议题，才是青年电影人实实在在的努力方向，也是电影真正的价值所在。从这一点上来说，香港电影作为一个区域化定义，或许真的已经完成了涅槃重生。（任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