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　杰

　　在互联网文化愈演愈烈的当下，数量众多的App搭建了一座跨地域、跨文化的知识桥梁，曾经遥不可及的信息民主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近在眼前的事实。然而，大数据算法愈加精准地拿捏用户的喜好与习惯，以过滤气泡的方式，使其接触到的信息趋向同质和单一，再加上人人皆有的选择性接触倾向，用户看似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实则是被困在了信息茧房之中，难以听到多元的声音，看到不同的风景。与过滤气泡和信息茧房类似的概念，还有回声室效应。也即，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相似的声音不断重复与回荡，人们逐渐强化这些声音，直至扭曲成一种刻板印象，误以为这些片面的信息就是事实的全部。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曾提出过著名的“思想市场”理论，认为让不同的观念在思想市场中自由竞争，正确的思想就会胜出，人们也会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正如同中国人的名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就可以走出回声室和信息茧房——事实果真如此吗？杜克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教授克里斯·贝尔的《打破社交媒体棱镜》告诉我们，在互联网时代，即使社交媒体可以促使用户广泛、便宜地接触到不同的观点，然而，他们不仅难以走出回声室，反而会变得更加思想窄化和极端。这个结论无疑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

　　《打破社交媒体棱镜：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 ［美］克里斯·贝尔 著 李坤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为了测验打破回声室的结果，克里斯·贝尔使用计算社会科学方法，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人类行为实验。我们知道，当下美国社会政治极化现象十分普遍，左派与右派严重对立，保守势力与自由势力激烈抗衡。克里斯·贝尔分别让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用户长期接收对方阵营的消息，试图改变他们固有的政治观点。实验结果却表明，这些用户非但没有滑向政治光谱的中线，反而变得更加极端：保守的更加保守，自由的更加自由。

　　对这种现象，我们通常会认为，是社交媒体的算法推送，让用户的视野愈加狭隘，反映到政治立场上，则是政治部落主义。但克里斯·贝尔的实验得出了相反的结果：是我们内心深处持有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念，进而延伸到社交媒体上的种种行为。因此本书提出了“社交媒体棱镜”这一概念。社交媒体像是一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在社会位置中的巨型镜子，但不同于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所说的“镜中我”理论，这面镜子更像是“弯曲”和“折射”我们社会环境的棱镜，扭曲了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身份认知。

　　社交媒体棱镜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呢？克里斯·贝尔通过对政治极端派和政治温和派这两类群体的研究，揭示了社交媒体运作的某种内在逻辑机制。

　　其一是政治极端派，在国内的语境下，这类人往往被称为“网络喷子”“键盘侠”“杠精”“黑子”等。我们在网上见识到了太多这样的人，通常也不愿与这类人交流。但一个看似吊诡实则可以理解的现象是，极端主义者往往会获得较高的关注，助长平台的流量，而在政治场域，社交媒体会使极端主义正常化、合理化。因为极端派很容易互相发现，形成一个彼此支持的社群，在这个社群内部，极端话语的泛滥，也就显得见怪不怪了，这就会导致“一致同意谬误”的假象，极端主义者会认为大部分人都认同他们的观点。

　　其二是政治温和派。政治观点通常是呈正态分布，并没有那么多的极端主义者，温和派才是多数，只不过是“沉默的大多数”。温和派之所以沉默，正是由于其“温和”，不愿（或不屑）与极端主义者正面交锋。正所谓“文化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极端主义者的声音占据主导，裹挟和劫持了主流观点，温和派更容易陷入沉默的螺旋，不愿发声抵抗，最终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而温和派在社交媒体上的缺位，用作者的话来讲，“这是社交媒体棱镜造成的最深刻的扭曲”。

　　正如本书副标题“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所示，克里斯·贝尔还探讨了如何走出政治极化的“兔子洞”，阻断社交媒体棱镜和虚假政治极化之间的反馈循环。

　　首先是看到社交媒体棱镜的存在。棱镜的存在通常是隐形的，其不良影响也是潜意识的，因此只有先正视其存在，认识到它是如何扭曲我们对自身和他者的身份认同，才有可能找到合适的对话对象和正确的交流方式。

　　其次是学会通过社交媒体棱镜正确地看待自己。希腊圣城德尔斐神殿上有句著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自我认知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过这也是我们减少政治极化、超越党派分歧的重要途径。认识了自己，也有助于认识他人，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展开建设性的对话，更容易取得预期效果。

　　最后，在认识社交媒体棱镜以及自我和他人的基础上，可以尝试改变自己的行为，与对立阵营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如对己方阵营持批判态度以打开局面，避免谈及政治极化的意见领袖等。在本书中，作者也进行了大量详细的实践，结果证明问题得到了改善。

　　当然，就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教授所指出的，针对社交媒体棱镜，本书存在着分析问题时深刻、解决问题时不尽如人意的缺陷。具体而言，作者寄希望于温和派，而非寻求平台治理和社会治理，希望从顶层设计上找到解决方案；此外，作者的政策建议也非普遍适用，由于国情社情民情的不同，我国网民的心理预期和思想观念不同于美国，其药方也未必对症。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本书或许没有给出圆满的解决方案，但提出了一个我们习焉不察的问题，挑战了我们固有的认知思维。尽管中国社会与美国社会的政治语境迥然有别，但社交媒体上同样存在着很多撕裂与争吵，如何在保持开放、多元和活力的同时，又能实现清朗、有序与和谐，本书无疑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启示。（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