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卓别林黛

　　《三叉戟》是深耕警匪题材的高群书导演的最新力作。该片以“大棍子”“大喷子”“大背头”三人组成的特别行动队为中心，讲述了三人在对P2P非法集资、洗钱案件的经侦过程中，与队伍内的腐败分子、与队伍外的犯罪集团斗争到底的故事。

　　“三叉戟”的“勇”“智”“执”

　　“三叉戟”，顾名思义，就是指“大棍子”“大喷子”“大背头”，三个即将退休的老警察组成的特别行动队。“大棍子”有“勇”、“大喷子”有“智”、“大背头”有“执”，三人优势互补、兄弟情长、配合默契，最终破获了案件。

　　一直以来，“三剑客”都是影视剧角色设定中常见的结构，如《红圈》《中国合伙人》《三傻大闹宝莱坞》《黄金三镖客》《三个火枪手》。这类影视作品中，三个人性格各异又互补，很容易激发角色间的互动，生成幽默、和谐、义气等多向度的情感面向。同时，角色之间的价值观分歧也便于制造戏剧冲突，推动电影发展出复调结构。而“三人行”的设置又天然适合电影施展蒙太奇特性，如三线叙事、齐头并进，容易在剪辑方面大放异彩。

　　影片《三叉戟》中，三位主人公来自三个警种，各具特色、识别度高。刑侦出身的“大棍子”江湖气十足，穿夹克、戴墨镜，黑白两道都“有面子”，敢打敢拼，主打一个“勇”；经侦出身的“大背头”心性执着，梳背头、穿风衣，主张对案件一查到底，主打一个“执”；预审出身的“大喷子”，文质彬彬，懂策略、善迂回，足智多谋，主打一个“智”。同时，三人在人物设定和性格中的喜感、缺点也较为明显：“大棍子”虽勇，却有着“男”言之隐的前列腺疾病；“大背头”虽执，却不通人情世故，脾气又臭又硬；“大喷子”虽智，却总是披上唯唯诺诺的保护色。而三人的共同点则在于他们都是优秀的警察，是打击犯罪的利器。

　　与之相对，黑道上的“老鬼”讲义气、有底线、知恩图报；“黄毛”看似凶狠，和女朋友小雪二人的感情却纯粹，只是犯罪链条上的“弱者”，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在毫无底线的冷血罪魁黄有发、帮派头子耿小青、瘾君子二冬子的衬托下，这些角色透出了人性的闪光。正面角色有理想，反派角色有弧度，丰富了《三叉戟》人物设置的层次。

　　打造从始至终的恐怖感

　　《三叉戟》延续了高群书向来直面和展示暴力的创作态度。通过与电影史上善于表现“暴力”的导演做大致的对比，便能感受到高群书对暴力的态度之不同。

　　昆汀电影中的暴力时常充满夸张的喜感，北野武电影中的暴力充满无常感。通常来说，这些导演都“醉翁之意不在酒”，“暴力”只是表达其哲学观念的手段。而高群书电影中的“暴力”则相对原始，就是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痛”和“恐怖”。在奠定基调的首个镜头和首场戏中，二冬子虐杀警察的信息已经被观众知悉，其戏剧功能已经实现，可高群书仍然通过声音和特写镜头反复渲染血腥场景。可以说，从那一刻起，观众始终被笼罩在血腥恐怖的印象中。被骗得血本无归的普通百姓的生活惨状、犯罪集团背后深不可测的“保护伞”、“三叉戟”经侦过程中的危机重重，也都浓缩在这种恐怖感中。

　　同时，影片对于警队政委楚冬阳的腐败，银行高层陷入权色交易，网络暴力等多个尖锐的社会问题也都进行了不回避、不渲染的客观呈现，创作态度之锐是值得称道的。

　　“江湖性”不能替代“人民性”

　　影片最后，“三叉戟”发动破败工厂的工人与金融诈骗的黑社会团伙展开肉搏。这是《三叉戟》的“人民”底色，给了工人直抒胸臆的场景和机会。但让人遗憾的是，这种抒发局限在“老炮儿”互殴的格局里。尤其是在乾隆时期的古董宝剑竟然不是“疯言疯语”，而真被用于实战时——这一被扣响的“契诃夫之枪”，反而带来让人出戏的无厘头之感。同时，在场面调度上，层次感不清晰，打斗场面也不尽如人意。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革命历史等主旋律题材中存在一种倾向，即用“江湖性”代替“组织性”，往往过于渲染士兵间的兄弟情长、快意恩仇，忽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性和思想工作的制胜作用。这体现的是编剧思维的一种片面性，即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谊缔结，却不相信政治思想改造的力量。其实，历史早已提供了远比人为编故事更具戏剧性的事实证据：如由原国民党60军改编而来的志愿军第50军，曾被贬为“60熊”，其战斗力可见一斑。但经过深刻彻底的政治整训之后，这支部队脱胎换骨，聚歼英国皇家坦克营、攻克汉城、夜袭水原、鏖战白云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创造这一系列战争奇迹，变成“50雄”——足见“凡战法必本于政胜”。

　　类似的，中国特色的警匪剧理应有相似的思想表达、信仰表达和组织表达。在日常生活中，人民警察时常见诸新闻，有感动人心的举动，是“人民”与“警察”关系的生动写照。所以在警匪片类型中注入人民底色，才是符合生活实情的中国特色警匪片。《三叉戟》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警匪片类型中的人民性叙事，为后来的警匪片创作提供了参照。诚然，这样的探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卓别林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