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帅

　　一年前，2023年5月8日，藏族导演、作家万玛才旦溘然辞世，留下许多未讲完的故事。一年后，他的遗作小说集《松木的清香》付梓面世，我们带着对万玛才旦的深切怀念，得以再次侧耳聆听藏地故事，体悟他深爱的被风刮过的故乡。

　　《松木的清香》中，既有与今年春刚刚上映的万玛才旦电影遗作《雪豹》一样，探讨万物有灵与敬畏自然主题的《岗》《我是一只种羊》《人与狗》，也有作者对于“失落与寻找”这一母题的不断复写与深化，如《寻找智美更登》《流浪歌手的梦》《寻访阿卡图巴》和等待戈多式的寓言《神医》。万玛才旦以标志性的疏淡与白描式笔法，在富于轮回、无常与宿命感的叙事中，以摄影机般的视角记录当代藏人的信仰与社会文化生活。

　　万玛才旦恩师谢飞将他和贾樟柯并称为“中国唯二的作家导演”，并直言作家身份赋予其无穷的创造力，“笔下的凡人琐事都闪现着人性的光彩”。电影和文字这两种创作形式，在万玛才旦电影《寻找智美更登》的同名小说原作中紧密耦合，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万玛才旦“带着心中的笔和镜头在行走，锲而不舍地记录”。故事讲述导演一行人为拍摄电影，游历于藏区的村落、学校、寺庙之间，寻找适合扮演传统藏戏角色智美更登的演员。作者把智美更登赠子、赠妻、赠眼等经典情节穿插于主线叙事之中，通过如电影般“戏中戏”的桥段不断演绎，既让不熟悉藏文化的观众了解传统藏戏故事，又与现代情境产生联结和反思。

　　作为主题的纵深式开拓，故事里的每个人都在“寻找答案”，这位导演遍访县剧团的青年演员、奇装异服的歌舞厅摇滚歌手、就读师范大学的男生，向导则通过讲述痛失初恋的故事试图寻回爱情的本真，蒙面女孩一路找寻令自己无法释怀的曾扮演智美更登的前男友，那名歌手更是对智美更登善行的合理性产生了直接质疑，这些求之不得的集体性困惑，与智美更登传奇所象征的舍生取义、普世的价值观构成叙事冲突，丰富了小说的层次感。

　　在故事的最后，如同《流浪歌手的梦》中歌手次仁千里迢迢寻找的梦中姑娘竟是一具尸体一般，众人的寻找皆以失败或迷失告终，导演业已失去对“什么样的演员最适合演这个角色”的判断能力，但我们却感受不到因寻觅无果而产生的焦虑，因为此时“寻找”的意义已不再指向实质性结果，而在于这一段苦行僧式的求索过程本身——他们实现了与过往人生的和解。

　　于是，女孩始终未示人的面容，导演不可听的家事，以及向导遥望的昔日恋人的高高院落，这些作者埋设已久的“麦高芬”式伏笔（编者注：麦高芬MacGuffin，电影术语，源自希区柯克影片，指电影中用以推动剧情发展的物件、人物或目标，通常作为角色行动的推动力，引发故事的发展或冲突）彻底瓦解消散，“正因为不清楚自己在等待什么，等待才显得有点意思”，至此我们终于明白，真正值得发掘的是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的智美更登的特质，“每个人的故事都可能拍成电影”。

　　与书同名的《松木的清香》一篇则以双线叙事的方式讲述生与死、命运与解脱的故事。派出所办公室里，“我”接待了一位前来为同胞办理死亡证明的牧民，当得知死者竟是小学同学多杰太时，“我”回忆起和他暗暗争锋的少年时光。通过旁人的复述，“我”逐渐拼凑出老同学曲折而短暂的一生，他最后留下的只是火葬时一阵淡淡的松木清香。

　　万玛才旦以卡佛般极简凝练的故事线索，道尽命运的悲喜起落——只存在于众人口述之中的多杰太，自恃“脑袋瓜好使”，辍学后误入赌博的歧途，也曾一掷千金风光无限，但最终穷困潦倒、酒驾遇车祸匆匆离世。若干年前多杰太曾来找“我”叙旧，面对大学毕业成为公务员的“我”，他感慨“人跟人的命运就是不一样，这是改不了的”。其实，他本意是想借钱，由于从酒肉朋友满座落得知交半零落，借无可借以至于想起“我”这个疏远的小学同学。然而，因重逢回忆起小学的高光时刻，多杰太突然唤醒自己的理想主义本质，认为那段时光甚至比“拥有一百万、桑塔纳和城里女人”还要令人怀念，一瞬间他重拾自己的骄傲，不停追问“你现在还承认我的脑袋瓜比你的好使吗”。为了这一丝丝赖以回味的残存尊严，他再无法开口借钱，只是感叹“我的命没你好”，仿佛看到自己所期望活成的样子。无论是后悔人生的选择也好，些许阿Q精神作祟也罢，这一场聊天某种程度上点醒了多杰太，他开始渴望走上正途，但还未及洗心革面，一场宿命般的车祸带走他年轻的生命。

　　“多，多少的多；杰，杰出的杰；太，太好了的太”，这是课堂上老师对多杰太名字的解释，也成为同学间传唱的“名字歌谣”。看似欢乐的童谣在幼年初识时，是孩提间的逗趣，在中年相认时，则是对彼此不同命运的唏嘘，而在阴阳相隔时，如若悄然奏起一曲悲凉的挽歌。

　　万玛才旦无意批判多杰太的人生选择，只是着墨于笔下人物与无常命运博弈的力量和意志。在藏语中“多杰”意为“金刚”，然而纵使意志坚定如金刚之人，也无力面对父母双亡、舅舅离世和少年辍学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在旁观了多杰太一生的困顿与挣扎之后，态度逐渐从冷漠变为温情，主动承担火葬时燃烧松木的钱，清香的松木亦是作者献上的一分敬意与惋惜。结尾处，“一些细碎的粉末状的骨灰沾在了我们的手上，我们的脸上，我们的头发里，我们的衣服上”，融入旁观者身体的骨灰具象化体现出生命个体之间的相互纠缠、交叉与渗透，死亡终不是孤独的终点，作者的悲悯之心可见一斑。

　　冥冥之中，这或许也是万玛才旦自身面对死亡的态度，在他的创作中，书写“死亡”是相当淡然和常见的，《岗》中的牧人夫妇面对失去的雪精灵儿女，他们并不感到十分悲伤，因为“洁白晶莹的雪山是最终的归宿”，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万事皆空的释然，乃至在《我是一只种羊》中调侃“下辈子投胎去做一只种羊吧”。这样的态度与藏地人民看待时间的观念有关，作为万玛才旦艺术创作的精神母体，藏地传统文化认为死亡不是终结，生命是可重复的轮回。死亡早已化为藏民族的诗性思维内里，轮回的信仰坚韧得足以抵消死亡的悲伤。以这样超然的生死观回看多杰太被宿命的枷锁束缚的一生，也许死亡于他是一种解脱而非悲剧。

　　在给父亲的信里，万玛才旦之子久美成列写道，“我不想跟您说一些伤感的话……那些心里话，我们彼此都知道是什么”。令人动容的是，他专门编入了《一块红布》《午后》《我想有个小弟弟》等多篇呈现青少年情感与生活状态的作品，让父与子借助文本编选完成一场隔空对话，无声胜有声。

　　万玛才旦告诉所有听故事的人，“故事等上路了再讲，我们的路途遥远”，故事也许会完结，但讲述永不会停止。史铁生曾写过，“唯有文字能担当此任，宣告生命曾经在场”，谨以此文怀念只讲了一半故事的万玛才旦，他留给我们的文字如松木般隽永，伴有清香如故。（孙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