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宇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已为储君三十二年的汉王朝太子刘据，再也无法忍让佞臣江充借巫蛊之由陷害自己。在这天凌晨时分，被逼无奈的太子准备先除掉江充再向汉武帝解释，于是他召集门客舍人，命他们兵分四路，假称皇帝诏书，收捕前水衡都尉江充，光禄勋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

　　这四人韩说反抗被杀，江充束手就擒，章赣拒捕重伤而逃，苏文闻讯撒腿就跑。太子做了这件“大事”，却让小人逃走了，有了先去禀告汉武帝的机会，面对着这样的局面，接下来该怎么办他此时也不知道了。于是他遣人入未央宫，禀告自己的母亲皇后卫子夫。据《汉书》的记载，太子的随从回报太子后，太子“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准备在长安发动军事行动稳住局势，他斩杀佞臣江充，做好防御等待着与汉武帝的对峙。两日之后，闻讯的汉武帝回到长安，以城西建章宫为指挥部，与在城东长乐宫的太子兵戎相见，这场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进入了高潮部分。

　　巫蛊之祸是西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汉武帝晚期的政治斗争造成了一系列的人伦悲剧。这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真相由于史料的缺乏，成为一个未解之谜。当时的人就利用此事件大做文章，改变了西汉之后的历史进程。后世学者面对这一事件也往往在伦理道德与政治博弈中争论不休。

　　曾出版《太后西奔》的历史学者谭木声，在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中，似乎看到了一张若隐若现的网，那些空白之处的灵光乍现，以及互相矛盾的历史记载，都隐约透露出了些蛛丝马迹。作者利用史料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历史的空白进行了大胆而富有创见的论证猜想，写成了一本《巫蛊乱长安》，重新审视巫蛊之祸的来龙去脉，揭示其中的真相。虽然历史的真实已然模糊，但作者用文本间的分析，以及更符合常理的逻辑，帮读者拼凑出可能的事实真相。

　　在前言中作者就提及，有时他对历史的推想甚至编辑都建议，“要不你写成小说吧。”作者也曾考虑过，但最终还是没有改成小说。要把细节圆滑，且硬生生地编个主人公，这会让故事显得过于臃肿。作者在写作时也特别做了区分，哪些是历史典籍的矛盾之处，哪些是历代研究者的成果，哪些是作者的推理，让历史材料和推理猜想在行文注释上就能明白地看出区别。比如前文中的太子起兵可以判断出两点：一是太子行动之前并没有和皇后卫子夫商量；二是太子除了奸佞后该怎么办，他并没有预案，得去听母亲的意见。而皇后，既母以子贵，又子危母危，她没有那个影响力可以左右汉武帝，面对这种情况起兵或许是最后的办法。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虽没有明确记载皇后是如何参与太子的行动，但通过太子与皇后沟通后的举措，可以符合逻辑地推论出起兵是皇后与太子商议后的结果。

　　太子刘据死后，没过几年汉武帝也死了，历史记载汉武帝见其他三子皆不可立，遂决定立小儿子刘弗陵为继任者，杀其母钩弋夫人，托孤于霍光等人。这些内容记载在《汉书》《资治通鉴》上，已成为后世对于历史发展的共同认识。但推敲起来，作者发现这段历史描述矛盾重重，汉武帝其他三子是不是真不可立？汉武帝是不是真的要立刘弗陵为帝？如果这两点疑问不能有合理答案，那托孤霍光更加有问题？

　　顺着这些疑点，作者犹如历史侦探般，带着读者逐一破解迷惑。《汉书》所载，燕王旦、广陵王胥二人德行有亏，但深入思考便会发现，燕王旦被人诟病的乃是他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但这是后世儒生的看法。广陵王胥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这两子的特点，对于胆大好强、迷信方士、耽于歌舞声色的汉武帝而言，不一定是缺点，反而会成为像他的地方，让汉武帝产生偏爱。而刘弗陵那时才六七岁，这个年纪倒未必能看到像汉武帝的地方。当说到汉武帝为了立刘弗陵为帝而杀掉其母钩弋夫人，这也说不通，刘旦、刘胥都已成年，其母也已经死了，立他们俩不光没有女主乱政的问题，连大臣专权的问题都没了。另外一子刘髆，虽然被李广利事件波及，但未被剥夺王爵，且其母族已败落，怎么看其他的儿子都要比立孤儿寡母的刘弗陵要好。

　　汉武帝册立刘弗陵杀钩弋夫人是历史上的名段，按照史书记载，汉武帝在后元元年（前88年）杀钩弋夫人前就有立刘弗陵之心，在杀钩弋夫人后更是直接跟近侍说了杀母立子的意思。在巫蛊之祸之后，太子之位空缺，有关储君的任何消息都是举朝关注的事，汉武帝都这样表达了，为什么非要到临死前一天才仓促立刘弗陵。而且史书上还记载了这样的信息，刘弗陵继位后，赐诸侯王玺书，昭告天下，武帝已死，新帝继位。燕王刘旦知道后，立马察觉出了不对，并派近臣去长安打探消息。他们主要打探三个问题：汉武帝怎么死的？立的是哪位夫人的儿子？今年多大了？由此可见，燕国的君臣对刘弗陵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如果早有立他的意思，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听了执金吾的消息，刘旦更是不信立刘弗陵是汉武帝的意见，他公开提出意见，甚至直接说所立的是霍光之子。因为，在得到的消息中，他发现汉武帝所谓的托孤简直疑点重重。尤其是后来的权臣霍光，在托孤之前职位只是侍中、奉车都尉，汉武帝十余年都没有提升他，但这次托孤直接就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简直就是一步登天。且仅仅在《汉书》中，托孤名单就有四种，这把后来的编修者班固都搞晕了，索性就把四种名单全记载了，留给后人去分析辨别。

　　作者对于这部分的分析十分精彩，层层递进，将这一期间的各方动向汇总比较，尽可能地还原汉武帝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有一个宗旨“篡改及伪造的证据同样也在传达信息”，由此而来，他对这些互相矛盾的记录加以分析，在逻辑与历史常识中或许能揭示被遮蔽的历史过往。（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