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林荣

　　一

　　叙述童年，几乎可以视作我们精神成长和心智成熟的显著标志或天然尺度。而叙述童年的不同方式、不同切入点和不同声气腔调，正取决于并且反过来也表现着人们千差万别的个性禀赋。

　　在讲述自己人生前12年故事的《走近我，走向前》这本半纪实半虚构之作中，龚彦竹努力构造了一个以今日之“我”的成年意识和成年话语，去展示和阐释昨日之“我”的童年经验和童年情怀的镜像世界。全书恰如一只别在童年记忆尽头的回形针，本已飘零散落的小学生活的联翩画面，更早也更模糊的幼儿园时期的婆娑碎影，凭着成年后焕发起来的一种朝花夕拾似的心态和语态，悉数粘连拼合，形成一个逻辑分明、承接有序的整体，不仅可以言说，而且可以演绎和折射出某种反思意味。

　　离开这种成年之“我”回向童年之“我”的对话方式或反思心路，童年之“我”是否还有可讲述为一个故事、演绎为一套情理逻辑的生命质地或精神本色？

　　或许会有，但即便有，它呈现的形态和发散的信息，多半也只能是漂移在成年话语和成人思维的体系化板块之外，很难避免被看作稚拙乏味的小白文。调动成年话语和成年意识，来模拟性地表现童年经验和童年记忆，并且使这种拟态的童年经验和童年记忆表现形式，最终能够若合符契地归入成年话语和成年意识，这实际上是反映儿童生活的口传叙事和书面写作长久以来共同依赖的一条古老而有效的情理逻辑路线。

　　《走近我，走向前》有意无意地摈弃了那种竭力掩饰或彻底无视叙述者的意识和声音与被叙述的往昔故事里的人物思绪情态之间区别的儿童故事写法。“我”的今昔体验和今昔认知的错位，以及“我”跟“我”周遭不分亲疏远近的其他所有人的内心感触差异，在书中被穿插闪现的画外音式的阐发议论和旁加密注式的独白点评持续渲染，不断强化。满含自我解嘲意味的“使劲回忆也记不得了”之类的托辞，流露着“他们”大概早都忘记了，可“我”偏偏还记得很清楚的执拗姿态。

　　二

　　爸爸是自由职业的编剧兼小说家，足以凭自己的创作收益，稳稳地支撑起四口之家安逸富裕的体面生活。妈妈似乎是全职主妇，料理家务巨细靡遗，接送两个女儿上下学，里里外外一把手。姐姐大“我”七岁，据说从幼儿园起，智商、情商各种表现就远比“我”优秀，并且也没像“我”这样从小满头黄发叫人见怪。

　　《走近我，走向前》里的“我”所拥有的这一生活和成长环境，既单纯又刻板。舒适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式和力争上游的精神追求，都已固化为自动程序。父母对“我”和姐姐，当然要照着同等收入家庭育儿成才的操作流程和目标套路，努力争取创造一个更比一个强的上学条件。与此伴随的，是妈妈给“我”报的各种课外班：千字班，珠算班，还有名额紧俏的清华桥梁建筑班（主要练习用乐高积木搭大桥），以及一对一钢琴课。

　　在“我”当初和后来的感受里，曲折的转学和一连串的课外班，都是只需接受、无需选择的自然呈现的现实。爸爸妈妈为此想方设法的种种作为，也只是社会同温层里的随行就市、循规蹈矩之举。真正给这个家庭的进退取舍拿大主意的，既不是爸爸妈妈，更不是“我”和姐妹，而是“我们家”所属的整个群体所共享的那种决不让下一代输在起跑线上、必须为他们抢占更优教育资源和更多超前发展机遇的社会生存信念。

　　如此一来，“我”少儿时期的成长际遇，就成了印证“我们家”的地位和爸爸妈妈的育儿实力达到相当水准的一份活档案。

　　不过，这段际遇已经错过了现场实录的时机，只能由临近成年之际的“我”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对它进行跨时空的召唤和重建。忆述中的童年和少年之“我”，承载或折射着写作当时的“我”所具备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认知，所以她的精神感悟能力和举止表现要明显比少儿的本然状态更独立、更清醒、更自主。在她看来，爸爸力扛家业，妈妈关爱备至，不再是天造地设、必然自然的先验配置，而是各有其前提、各有其边界的角色扮演和功能分担。

　　她自以为童言无忌的一句“爸爸是个怂包”，惹恼了爸爸，却透露出成人世界某个幽暗角落里冷冰冰的生活真相：强大到可以不受别人欺负的那个理想的爸爸，原来并不存在，真实的爸爸在社会上免不了暗气暗憋地遭人算计。类似地，温暖而可靠的母爱，一旦到了家门以外，似乎就像踢球出界，力道再大也会被判无效。15岁以前，和姐姐为在父母面前争宠而没完没了的明争暗斗，更使姐妹关系和姐姐的形象早早地褪去了理想的纯粹色泽，露出斑驳的现实质地。甚至“我”自己，游走在爸爸、妈妈、姐姐和众多老师、同学的多面姿态与多变神情组成的戏剧氛围十足的往事情境中，也反复展现着心思时时疏离于环境，行为做派却越来越混同于环境的纠结状态。

　　三

　　全书序幕部分追述的那个重回昌平旧居与幼儿园同学相遇却表错情的细节，或许在不经意间暗示着“我”可能也会误解父母、姐姐以及更多曾经熟悉的同学和老师。

　　正文六章，对小学六年的学习生活经历给予逐年记叙。小学课堂内外，居然遍布层层叠叠的人际纠葛和起起落落的恩怨聚散。学业成绩、班干部选举、集体活动表现、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与同学们的相处方式，在“我”从成年后的心境中回望来路的缠绵情绪中，点点滴滴都成了大事。但这毕竟只是应瞬间感慨而即时放大的记忆剪影，随兴而至，又随兴而逝。

　　置身同学之间，“我”的个性始终表现在对那种看似没来由的互信互赏的质朴友情的珍惜。但殊异的家庭背景和与此相关的升学去向、人生价值抉择，最终还是导致了小学毕业时“我”和最要好的孔伊婷同学的友情中断。这跟幼儿园时期从昌平转学进城带来的失落和怅然，已有质的不同。因长达六年的同窗厮守和一次次基于情义的并肩奋斗（包括违逆班主任意志的一些行动）而铸成的友情，已经有了远胜幼儿园玩伴之谊的深度和强度，接近了成人话语所说的“同一条战壕里的过命交情”。其失落之痛，也足与成人交往中的情殇相比。

　　《走近我，走向前》不是我们见惯了的叙述者一味扮小孩的儿童文学，更不是从居高临下的教师爷视角和教师爷腔调生发出来的教育小说，而是介于两者或超于二者之上的复调互文之作、一位长大成人的作者检点自己真实成长道路的自我对话之作。细究架构形式，它可能还不尽妥帖圆融，但它显露了鲜明的新意，也突出了值得继续用形式的探索和主题的锤炼去认真应答的问题。它确实像一枚回形针，把童年记忆别在了成年意识的底片上，也把一次勇敢的创作探索记录别在了青春文学的册页上。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