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名

　　在徐悲鸿的中国画创作中，马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一洗万古凡马空”，徐悲鸿运用“东西合璧”的独特技法，对马做了全新视角的呈现，那笔墨酣畅淋漓、奔放处不狂狷、精微处不琐屑、筋强骨壮、气势磅礴、形神俱足的“悲鸿马”，孕育出一个时代的奇观。

　　徐悲鸿一生画了数以千计的马，现存的“悲鸿马”从所绘数量上看有单骏、双骏、三骏、六骏、十骏、十一骏之分。然而，对人们一直以来认为是徐悲鸿代表作的《八骏图》，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徐悲鸿画过《八骏图》。

　　据说1943年，徐悲鸿曾作《八骏图》赠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陈纳德去世后，其夫人、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将这幅画捐赠给华盛顿的费尔博物馆。傅宁军所著《吞吐大荒》一书记述了徐悲鸿赠予陈纳德《八骏图》的故事，也收录了2005年3月25日他在上海对陈香梅的采访。

　　第二种说法，徐悲鸿没画过《八骏图》。

　　2014年正值中法建交五十周年，徐悲鸿纪念馆与法国奥赛美术馆、巴黎小皇宫博物馆、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美术馆等共同主办“大师与大师——徐悲鸿与法国学院大家作品联展”。8月14日，此展的巡展在河南博物院开幕。据郑州晚报记者尚新娇、崔迎的报道，外界传说《八骏图》为徐悲鸿的代表作，这其实是误解，徐悲鸿之子、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庆平表示：“社会上一直以来有种说法，称徐悲鸿的代表作是《八骏图》，其实我父亲从来没画过。他画过《六骏图》《十骏图》，就是没画过《八骏图》。”

　　此后也有专家学者指出，徐悲鸿没画过《八骏图》，市面上流传的《八骏图》是假画，图像是用现代技术合成的。

　　那么，徐悲鸿画没画过《八骏图》？

　　2013年，网上出现了南美农夫（李时霖的号）著述的《回溯南游》的原版书，这本书在1944年只印刷了一千册，时隔近七十年能见到原版书，实在幸运。更幸运的是，这本书不仅为研究李时霖与徐悲鸿的交往提供了翔实资料，也为《八骏图》的相关考证提供了史实支撑。

　　李时霖（1893—1980），字海霞，号白牛邨人、南美农夫。上世纪二十年代，游学欧洲的徐悲鸿与正任外交官的李时霖相识于巴黎，徐悲鸿困窘之时，李时霖曾慷慨相助，赠他西服、皮鞋等物，两人自此结下长达三十年的深厚友谊。尤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徐悲鸿和李时霖同时旅居南洋，李时霖特别钦仰徐悲鸿的为人和画艺，徐悲鸿也十分敬佩李时霖的人品，两人过从甚密，意气相投，成为莫逆之交。1950年，徐悲鸿收李时霖的小儿子李光夏为义子，并取名“庆犁”，与自己的儿子徐庆平同为“庆”字辈。徐悲鸿在致李时霖的信中写道：“海霞亲家惠鉴：……庆犁与牛照片甚好！甚可爱！犁者，小牛也，故取此名。”

　　在《回溯南游》中，李时霖多次记录他与徐悲鸿的交往细节，如第29页写道：“回忆民国二十九年春，曾偕金宝侨友郑显达吴锡爵两君登金马仑高原（Cameron Highlands）一宿，仅享受十余小时不挥汗之乐趣，总以未窥全豹为憾。故于翌年春，复与徐悲鸿教授约游高原，尚有琴隐同行，由槟城亲驾福特小汽车渡海，取道太平怡保金宝而上……”第31页写道：“舍打网球，步行外，他无所消遣，悲鸿则终日作画，并为余速写小像，余则看书而已。黄曼士夫妇，与施领事夫妇，亦均在高原小住，故一时颇不寂寞也。”第35页写道：“在槟城时，适徐悲鸿兄自印度诗人泰戈尔处携归其七十二神仙卷，承其一再出示，全卷为道教之天神仙女，笔力遒劲中带妩媚，似非李公麟不辨，与日本所藏武宗元卷，毫无二致，悲鸿珍如拱璧，价等连城，曾嘱余为文跋之。顷有人述及，此卷于前年悲鸿道经云南时，为某大吏之侄窃去，噫！此贼亦雅已哉！”尤其是第84页，李时霖讲述了1941年11月他香港九龙的寓所遭窃，屋内行装、智利总统所赠勋章无一幸免，幸运的是徐悲鸿所绘《八骏图》未被盗走，保存至今一事：“三十年十一月中余由槟城返香港……余九龙寓中行装，悉被盗劫，所异者，徐悲鸿教授所绘之《八骏图》，匪徒独舍此而未携，故至今藏之。”

　　那么，徐悲鸿是在何时何地给李时霖画的《八骏图》？

　　查阅《徐悲鸿年谱》，1938年10月，徐悲鸿赴香港筹办画展。1939年1月4日，他赴新加坡举办抗战筹赈画展。1939年11月18日，他离开新加坡到印度讲学，于1940年12月13日重返新加坡。1941年3月中旬，徐悲鸿赴槟城，出席槟华筹赈会的筹赈画展，与此同时，他收到美国援华联合会的信函，邀他赴美举办中国现代画展。3月29日，槟华筹赈会的筹赈画展在槟城的惠安公园开幕，8月下旬，徐悲鸿重返新加坡。

　　再查阅李时霖的年表。1938年，李时霖被福建省政府派往香港设立福建省香港办事处，同年秋赴南洋考察商务。1939年春，他曾在司徒乔教授新加坡的寓所暂居；8月3日，中国驻仰光总领事荣宝澧途经新加坡，郁达夫设宴洗尘时还曾邀他作陪。1940年10月，李时霖任上海太平保险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槟城支公司经理。1941年春，他与徐悲鸿约定同游金马仑高原；11月8日，槟城支公司因战事停业，李时霖的经理职务中止，由槟城返回香港。

　　由此可见，1938年秋至1941年8月间，徐悲鸿和李时霖同在香港、新加坡、槟城。李时霖也在自传中写道：“其时，我国两画家徐悲鸿、司徒乔及文人郁达夫（福建省政府同事）等都在南洋避难，我利用业余时间经常访问他们，感情很好，从此订交。”如果徐悲鸿赠予李时霖《八骏图》，那么这幅画一定作于1938年秋至1941年8月间，所以才会有《回溯南游》里说的1941年11月香港九龙的寓所遭窃，但《八骏图》未被盗走一事。

　　此外，欧阳兴义所编《徐悲鸿在星洲》一书中写道：1941年秋，黄曼士递纸索八骏，悲鸿作《十骏图》并题：“四皓九老七贤会，此幅应为八骏图。多写几驹来凑数，其中驽骀未全无。曼士二哥一笑。”又为黄孟圭作《十一骏图》，题：“两人似为牧马者，实与他全无关系。听说马粪能种菰，大约他来看一看。”

　　关于《十骏图》与《十一骏图》，《徐悲鸿年谱》中也有相应的记载：“（1941年）八月，从槟城返新加坡，准备赴美画作……也向新加坡好友赠画告别留念，其中赠黄曼士《十骏图》、油画《传真》；赠黄孟圭《十一骏图》……”

　　黄曼士为何向徐悲鸿“索八骏”，是不是他见过徐悲鸿为李时霖所绘《八骏图》（李时霖与黄孟圭、黄曼士昆仲为至交）？抑或因为“8”这个数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尤其对经商之人而言，寓意发财的“8”更让他们情有独钟？这还不得而知，需进一步考证。然而徐悲鸿赠予李时霖《八骏图》这件事，表明徐悲鸿一定画过《八骏图》。

　　关于徐悲鸿与《八骏图》，反复被提及的还有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徐悲鸿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来信，要求画一幅《八骏图》。虽然徐悲鸿多次提笔作画，但因身体原因未能完成，在《与丁楚谈艺术》一文中他说：“我虽几次勉强起床，想画成一幅《八骏图》寄去，但每次都无力地躺下。后来只得将一张旧作四匹马的照片寄去，并由我口述，由静文代笔向志愿军战士写了一封抱歉的信，告诉他们，只要身体一复元，马上就画了寄去。所以在养病期间，我总记着把画画成，一了夙愿。”

　　1953年初，徐悲鸿的身体情况稍有好转，但仍需卧床休养。他还惦记着给志愿军战士画《八骏图》，从一月开始试笔，因体力不支，总是画不成，遂改为画单幅的《奔马》，拟凑成八幅。对此他解释道：“第一我的气力不能画大幅的《八骏图》，只好画单幅的，凑在一起总算实践了我对英雄们的诺言。”

　　上述史料，从另一视角证明了徐悲鸿与《八骏图》之间颇有渊源。他一定画过《八骏图》，而且很有可能不止一次画过。

　　那么，徐悲鸿赠予李时霖的《八骏图》又在何处？

　　为了进一步考证，笔者拜访了李时霖之子、徐悲鸿的义子李光夏先生，他说2015年3月6日，李氏家族按惯例进行新春团拜的视频通话会时，他提及《八骏图》一事。李时霖的外孙女邵恩回忆道：“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来北京，外公曾经托我给上海小舅舅（李时霖之子李光宙）带话，请小舅舅将徐悲鸿的《八骏图》还给外公。后来小舅舅说在困难时期，《八骏图》被他卖掉了。”李光宙之子李宏表示：“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我也从未见过那幅画。现在父亲和祖父均已离世，他们两人究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见的面，已不清楚。”

　　看来确有一幅《八骏图》，且李时霖曾把它交给儿子李光宙保管，而非赠予。至于《八骏图》是否真的被卖？真相或许只有当事人知晓。

　　徐悲鸿赠予李时霖的《八骏图》，至今下落不明。期待这幅画能早日面世，让世人一睹它的风采，也为徐悲鸿的绘画史增添更加光彩的一笔。（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