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洁

　　鲁迅在成为伟大作家的过程中，曾经历多次空间位移：从绍兴到南京求学，再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城市工作生活。这些空间变换，对鲁迅思想、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在北京城有过四次迁移，其中有他主动选择购买住宅进行的迁居，也有因兄弟失和而导致的被迫漂泊。

　　从1912年5月6日到1919年11月21日，大约七年半，鲁迅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过着群居的生活，写了《呐喊》和《热风》中的一部分作品。绍兴会馆在清代北京城的外城，民初地图上仍标注为外城。从购买八道湾的住宅开始，鲁迅的居住地点由民初地图上北京城的外城搬进了内城，此后的三个居住地都是在北京内城。

　　从外城搬进内城，鲁迅得以深入体验了北京的都市空间。从1919年11月21日到1923年8月2日，将近四年，鲁迅住在新街口公用库八道湾11号，写出了《阿Q正传》《鸭的喜剧》等，其笔调更加成熟，多部小说以家庭居室为主要叙述空间。兄弟失和后，鲁迅搬出八道湾，从1923年8月2日到1924年5月25日，暂时在西四砖塔胡同61号居住，写出了《祝福》《肥皂》《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等。经历了这段时间的漂泊后，鲁迅买下并搬到阜内西三条胡同21号，从1924年5月25日到1926年8月26日，居住在这里，写出了《野草》《长明灯》等。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鲁迅对北京的空间感受，隐喻性更强。

　　散文诗集《野草》是鲁迅对北京城市空间思考的一个高峰。《野草》对城市空间的思考能达到这样的深度，是因为鲁迅是一位有自觉空间意识的作家。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指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是在首先建立起新的空间观念之后，才逐渐形成自己新的时间观念的。

　　鲁迅是一个空间主义者，他更加重视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空间主义者关心的是现实的空间环境，正视现在的空间环境，正视现在自我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鲁迅的思想，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鲁迅很多重要思想的表达都与空间相关。空间的逻辑之一就是隐喻化，持续不断地隐喻化。“铁屋子”的隐喻，就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把“铁屋子”的意象与绍兴会馆相联系，认为它的隐喻性包含了对旧京环境的嘲弄。王富仁认为，“‘铁屋子’就是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所住居的空间环境，是对这个空间环境的形象性概括”。以空间为隐喻表达思想，可使思想具象化，表达得更清晰。

　　首篇《秋夜》是一篇描写社会空间的杰作，在《野草》中起到奠定基调的重要作用，甚至被视为《野草》的“序”。鲁迅笔下的花草已不是自然的花草，而是作为社会构成的一部分而存在，文中生动地写出了它们各自的精神活动。鲁迅把这个私人空间切割了：天空、地面、树……空间中存在的事物构成一种上、下的空间感。天空在高处，象征着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而这个空间的整体感亦十分明显，是包含中国各阶层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鲁迅自己也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乡野的空间具有较多的自然属性，而都市的空间被政治化的程度更深。“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在惜墨如金的鲁迅笔下，一篇短文的开头重复出现的两株枣树，引起了学界多年的议论，并被赋予了不同阐释。在后半部分，《秋夜》的视角从自己的后园，转到自己的室内。《秋夜》将这种都市空间转化成一种富含作者隐喻的精神空间，而这一精神空间与作者认识到的社会现实相对应。

　　北京时期是鲁迅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以《狂人日记》为开端，鲁迅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部分），以及《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坟》（部分）中的系列杂文，并翻译了大量作品。北京时期还是鲁迅学术著述的一个高峰期。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正是北京各种思潮论辩的高峰期，也是鲁迅留日归国后由浙江文化界转战北京文化界的关键时期。

　　鲁迅是思想型的作家，思想成熟早于文学，他的写作始于朋友的约稿，与论敌的论辩也是激发他创作热情的一个原因。并且，鲁迅作品中还时常出现当时文坛中人物的身影，很多人物是与鲁迅有过直接交往的。因为鲁迅写作的这种特点，通过对鲁迅在北京时期交游的研究考证，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深入揭示鲁迅文学和思想发展的轨迹。（作者为中山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