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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客人》:致那段勇敢站立、热烈奔跑的经历

来源:北京青年报2024-11-06 10:02

  作者:张 嘉

  继《上海公子》《六尺之孤》后,作家王霄夫的小说《天堂客人》最新出版,“血脉三部曲”得以完成。小说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节点,王霄夫以精准的历史笔触,生动再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与人们的生活状态。

  王霄夫曾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江山美人——宣和元年的爱情》《审判日》《宋徽宗:天才在左天子在右》和“血脉三部曲”《上海公子》《六尺之孤》《天堂客人》等,对戏剧和影视创作均有所涉及。

  近日,王霄夫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他表示,《天堂客人》主人公在三十岁不到的年纪,在人生最美好、情感生活最丰富、能量最充足的年纪,把自己点燃,希望在至暗时刻,闪现出最炽烈的如流星般的光亮。也因此,他将《天堂客人》献给年轻的一代,甚至未来的一代,“人生飘忽,时代多变,可堪追忆的唯有勇敢站立和热烈奔跑过的那段经历。”

《天堂客人》:致那段勇敢站立、热烈奔跑的经历

  原作者最好的态度,就是给予编导完全自由的创作语境

  记者:请问您是从一开始就打算创作“血脉三部曲”的吗?创作初衷是什么?

  王霄夫:第一部《上海公子》得到读者的极大支持和鼓励。我原计划是按照时间,纵向讲述,完成三部曲。第二部讲的是同一个主人公,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继续革命,再建功勋。第三部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改革开放的时间跨度中,主人公与命运艰难共行,与时代深刻交集,后来考虑再三,觉得条件不具备,准备不充分,尤其是认识上还达不到,对人物和时代的探究难以深入。如此史诗般的创作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不然可能半途而废。

  于是,我停下脚步,再作思考之后,觉得不如暂时停留在同一时代、同一时间点,进行横向的、全面的挖掘和讲述,在相同或相似的历史背景下,对同类型的人物进行叠加重复、浓墨重彩的塑造。因此,后续的创作仍然放在《上海公子》故事发生时的民国后期。也因此,有了后面的《六尺之孤》和《天堂客人》。三个主人公,在同一时期,在不同地方,演绎相近的“血脉三部曲”。

  创作初衷源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同时发表了短篇小说《一介书生》和一个中篇小说,讲述的都是年轻的新时代知识男性,进入社会和官场后的自我寻找和觉醒故事。许多年后,我渐渐觉得与当代生活太近的创作,因为时间沉淀不够,要进行更丰富和更有深度的发挥,似乎不太放得开。其间我的长篇创作主要是历史小说。及至三部曲构想开始,我把眼光放在了某个特定的时期,比如时间不远不近的民国,感觉会有较大的创作余地。这个时代资料更多,许多事情甚至有机会从当事人那里亲耳听到,内容更加可靠、确定。同时,作为一个过去的时代,完全可以当作历史、当作传奇来写。可以说,“血脉三部曲”与我最早的创作是接轨的,特别是主题和人物类型,其追求革命和自我革命的本质,是高度相似的。

  记者:为何要叫“血脉三部曲”?这三部曲写完之后,您觉得关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的故事,您已经讲够了吗?

  王霄夫:在塑造人物时,我们通常从主观和客观的两个维度寻求支撑点。三部曲的主人公正处于革命洪流最激荡、最汹涌的大时代,他们的选择是决然的,一是外部的大时代选择了他们,二是内在的基因决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从更深层次、更永恒的主题出发,他们所革命的终极对象正是自己。外部和内在,二者互为因果。

  就我个人而言,目前已经完成的是空间叙事的三部曲,如果有机会,有待于以后有新的感受和发现,致力于完成人物纵向贯穿的、时间概念上的三部曲。

  记者:您也担任了多部影视作品的编剧,所以您在写小说时会在脑中不自觉的“剧本化”吗?“血脉三部曲”有影视改编的计划吗?您会考虑自己当编剧吗?

  王霄夫:我的创作经历是写小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一点很难改变。上世纪末,我参与过影视剧的创作,但借鉴的是戏剧,特别是传统戏曲的创作,起承转合、生旦净末……比较程式化,在叙事上与小说创作是两条路子。但有一点要承认,相对小说,影视剧的主线比较清晰,人物动感强烈,情节冲突极致,对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是可以充分借鉴的。

  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文学化”是第一位的,而“剧本化”思维会有助于把人物命运写出精彩,把故事集中。小说充分“文学化”的同时,适当的“剧本化”,对创作并非无益。由此,可以有更多精力去驾驭文字、铺陈心理、美化情景等。

  目前,三部曲在影视化过程中,制作方充分认识到难度,因此很努力地在寻找更好的改编方案。至于电视剧,其实是另一个创作生态,对改编有不一样的要求,特别看重是否有市场成功案例等等。专业的电视编剧往往不会轻易触碰长篇小说改编,因为很可能吃力不讨好,如有机会,他们宁肯自己去新编一个。

  编剧是一门特别的手艺,其中诀窍不太好掌握,高也不是,低更不是。因此在影视化的过程中,我明确不会参与改编,以免增加干扰。当然也不当编剧,只期待好的编剧为作品加分。对原作者来说,最好的态度就是远离改编,远离剧本创作,给予编导完全自由的影视创作语境。

《天堂客人》:致那段勇敢站立、热烈奔跑的经历

  真正观察到历史的细微之处,避免一些事过境迁的“想当然”

  记者:《天堂客人》您构思写作了多久?您觉得写作这本小说的难度,或者说挑战是什么?

  王霄夫:从开始构思到完成接近十年时间。酝酿过程很长,动笔写作三年之内就完成了。难度在于过程,掌握当时的材料越多,写起来就越谨慎,需要突破的就越多。同时,杭州是我生活的地方,据我所知,很少有人这样写过这个时代的杭州,因此没有参照物。杭州为东南一隅,偏安之地,如何拉大她的框架,让她与外面的世界,如北平、上海甚至世界有机联系,让这段不显山露水的,连本地人都很少去了解的大历史再现出来,让其时其地的人物从地底下走出来,让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鲜活起来,显然充满挑战。

  记者:写作《天堂客人》,您需要花功夫做历史的考据吗?

  王霄夫:困难在于如何真正观察到历史的细微之处。比如阅读当时省党部的资料,包括大小会议记录,机关单位种种制度,包括薪酬制度,都需要了解清楚,从而对当时的工作生活情景、人际关系等等,有一种可靠近的想象,使创作更有质感。

  我有几十年的职场经历,反而需要避免掺杂一些似是而非的个人体验 ,避免一些事过境迁的“想当然”。

  记者:您在前言中提到了对《天堂客人》进行了大篇幅的艰苦修改,请具体讲述一下您都修改了什么?

  王霄夫:初稿写成以后,不太满意。主要是故事结构不够牢靠,叙事方法还不够独特,人物类型不够丰富。后来我吸收了资深编辑、评论家和作家的建议,他们期望很高,甚至希望成为“经典”,这给了我极大鼓励。

  压力之下,我只能大胆取舍,重新梳理。比如新加了精神科医生克里森这条人物线,通过他者的视角,解读和判断发生的事情,这条线一成立,使小说叙述路径有了依靠,结构更显清晰和确定。同时在想象力上勇敢突破,增强了梦游、幻想等精神方面的元素来演绎故事,推动情节,从而使几个主要人物显得别致和内在。另外,加强了“狮子猫”这件重要“道具”,突出了“钱江潮”这一独特的意象。还有,在主要人物上着力,增加主角沈甲妃的神秘性和命运的多重可能性。另一方面,提升原有“次要人物”,如谭杭丽笔墨加重,读者对这个人物予以了高度评价,电影改编者在阅读小说时,认为这条线有价值,人物很丰富。

  记者:精神科医生克里森和他的催眠术在小说里很重要,您是如何想到设置这样一个人物的?

  王霄夫: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始有精神学科的医生,清末民初,他们经常到江浙巡诊。后来在杭州的教会医院,驻诊的“洋医师”多起来,其中包括治疗“神经病”方面的“洋医师”。这些扎根杭州的“洋医师”接触到的是“杭州病人”,因此从他们眼里看杭州,更真实更深层更具体。

  几年前,我去一家前教会医院探望友人,在一位外国女性塑像前站了很久,知道她既是医生,又是这家医院的创办人,青春年华来到杭州,直到终老于此,不禁触动,于是有了把她写进小说的想法。

  注重文学性,也努力讲故事,让作品更“耐读”

  记者:有评论家说您的小说是对读者的一场“冒犯”,您的叙事方式是对读者阅读经验的颠覆与挑战,请问您的这种书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您担心“冒犯”读者吗?

  王霄夫:作家的行文叙事方式是长期形成的。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作的人,总想努力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而且当时发表的要求很高,如果语言没有特点,很难过编辑这一关。会更多地字斟句酌,并且会对同一场景、同一心境,通过多次的、不同角度的讲述,强化人物内心,烘托场景气氛,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另一方面,小说是文字的艺术,必须要有鲜明的字词句构建方式,通过生动而又严谨的句式,营造韵味,引发读者更多的思考甚至猜测。《天堂客人》叙事仍然采取三重结构,即围绕故事的现在进行时、过去时和将来时的叙述方式,强化对人、事、情的理解和感受,这种层层叠加的多重阅读,对喜欢轻松阅读的读者难免“冒犯”。

  发自内心、历久弥坚的阅读,有时是沉重的,甚至是痛苦的,往往不能卒读。人们能引用《楚辞》中的名句,但除了少数专业人士,又有多少人真正读完全篇?即便接近大白话的《红楼梦》,能读完全书的,远远少于《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一口气读完的书,往往容易较快地被放过和遗忘,而难读的书,总是读了放下,放下又拿起,经过漫长的过程,还是难以释怀(例如《百年孤独》,以及国内一度盛行的“先锋文学”都是“冒犯”典型),其实是一种“耐读”。

  网络文学和心灵鸡汤式的美文,使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变化,便捷式消遣式的阅读,似乎势在必然,是学会适应互联网生态下广大读者的这种写作,还是依然故我,设置“门槛”,坚持“冒犯”,对传统写作者来说,是一个需要检讨的问题。总体上,我觉得自己还是要注重文学性,也努力讲故事,徐徐引导,引人入胜,只不过叙述时,喜欢有节制的“说话”,让作品更“耐读”。

  尽管时代不同,人在青年时期的相同点往往是共同的

  记者:读者的反馈和评价会影响您未来的创作吗?您有什么与读者比较难忘的交流吗?

  王霄夫:读者对小说主题、文字和人物(比如女性人物)等方面持一些正面评价,促使我在这方面继续改进,努力靠近读者。朴实而中肯的批评很有力量,更会影响我后面的创作。对于同行批评,认为故事情节太强,对此,我认真反思,争取找到更好的构思方法、叙事手段,更好地避免过度传奇和曲折。

  在读者交流中,觉得与年轻读者,包括与大学生的互动,还是有难度的。他们虽然年轻,但更加成熟,互联网背景下,他们无所不知,了然于心。游戏的训练,使他们充满智慧,但很少提问,尤其是在传统模式下的分享场合。只有真正触动到他们敏感的神经,他们才会活跃起来,与你平等交流,然而这种碰撞发生,往往需要运气。难忘的是,一大部分有阅历和主见的女性读者,她们真的喜欢看书,而且犀利犹在,她们总是批评的,甚至是否定的、尖锐的,但最后总会促使你思考和改进,感觉效果良好。

  记者:《天堂客人》中您本人最喜欢,或者说最为打动您的是哪些情节?

  王霄夫:小说最终是奔向结局的。难以忘怀、印记于心的往往是人物的结局。如沈耀中一心求死、求死有道、死而有法的一系列情节;如谭杭丽一步一步卷进时代大潮,最终死于钱塘潮信的命运安排;再如伏申孤身远离北平,吾心何安的心路历程和最终将客死他乡的命运预示。上述只是一个类型。写作中感触最多的还是“病人”们的状态,我以为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记者:您提到“此书献给年轻的一代,甚至未来的一代”,那么您是否在创作时,会在写法、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考虑现在年轻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喜好呢?您想通过《天堂客人》如何打动年轻读者的心呢?

  王霄夫:我写的是那时候的青年,尽管时代不同,人在青年时期还是有不少相同点的,比如追求的都是爱情、事业甚至生活方式,遇到的也都有困难、压力甚至颓废消沉。因此,我写有血性的青春,虽然可望而不可即,但我仍试图以此让读者有所对照,看清当时,有所触动,有一天或许会激起斗志。基于此,我尝试刻画出一个有侠义精神、有进取心的人物,虽然工作和生活都优越,但仍然追求革命,不肯放弃,说明敢于牺牲的重要性。另外,主人公取胜有法的情节安排,让年轻读者总体上会有“爽感”,也符合他们的期待。

  除此,写作中确实有考虑,也是我最想试图能打动年轻读者的,是爱情或者说是爱情的力量。青春之时充满爱情想象,主人公伏申为了并不明确的爱情来到杭州,越陷越深……这条感情线,也是读者非常关注的。

  不排除借用AI,但要算好一笔账

  记者:您写作时会有焦虑或压迫感吗?请问您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王霄夫:焦虑或压迫感来自当代小说创作似乎没有很好的参照。自己始终在寻找怎么样的叙事方式上纠结,如顺着时间叙述,从头开始,还是倒叙。还有就是始终在寻找最好的框架结构,因为也没有文本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摸索,如此,通常直到写了一半才能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形状。等写完了,才知道应该有什么样的框架、什么样的叙述方法。最好的办法,往往在初稿写完以后才会想到。因此,修改幅度和工作量是很大的。

  记者:创作历史小说,是否也需要“深入生活”?

  王霄夫:既不能埋首于历史,更不能忘掉现实。除了掌握一些资料,主要看自己生活本身的积累是否充分。写人物,更多的是在写自己,写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写身边的人和事。打通历史和现实,打通故事和实际生活。如果没有观照现实,书中的人物和历史会显得空洞,就成不了好小说,哪怕出版了,影响力不会太大,生命力也不会持久。

  记者:写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您从写作中获得了什么?

  王霄夫:首先写作是爱好,其次是有助于思考,然后使生活充实。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日常在枯燥中度过,但写完了,你获得的是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

  记者:很多作家都表示写作就是写人性,请问什么样的人性问题最能激发您创作的欲望?

  王霄夫:物质和科技进步很快,但人性进步很缓慢,甚至会停顿和倒退。因此,最能激发起我创作欲望的,是从过去的人物中,从祖辈父辈身上发现美好的人性,看到比你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人性更美好,更有榜样意义,并且赞美她。

  记者:您尝试过用AI写些东西吗?您觉得AI的发展会影响您的创作吗?

  王霄夫:目前我没有,但也开始接到邀请。希望这方面的技术更成熟,如果写作更大体量的当代三部曲,我不排除借用AI。但要算好一笔账,如果用于修改的时间远远多于自己重新写一遍,那就要考虑清楚了。

  记者:您未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吗?会考虑写现实题材吗?

  王霄夫:一部当代小说已经构思好。写两代半人如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过来,一直到2022年。这个想法,引起了电影编导朋友的关注,但小说终归是小说,我力争先把书写好。(张 嘉)

[ 责编:刘冰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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