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西蒙

　　经常有养育小孩的朋友问我，是否要让孩子从小学习古典文化。我的回答都是“若能做，尽量去做”。有人不解，又问为何是这样一个不太明确的答复。除了我一般不会把话说得太死的缘故，实在是因为很多家长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引导孩子学习中国的古典文化，甚至分不清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若不能合理引导孩子产生对古典阅读的兴趣，反而会使其错过最佳学习机会，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就得不偿失了。当然，如果家长能够知晓古典阅读的重要性，并能够给予孩子必要的阅读指引，能够扮演好“启蒙者”的角色，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很幸运，我就有这样一个还算不错的早年学习基础，这可以算是一种“童子功”。随着年龄增长，我愈发感到古典阅读对于塑造一个人精神底色的意义，古典阅读可以给人提供终生的精神养料，也能让人获得源源不断的灵感与文化创造力。尤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现代背景下，及早进行古典阅读、汲取古典文化的养分，就显得更加必要了。

　　把握接触古典的重要时机

　　好的古典阅读，确实应该从小抓起。因为人在孩童之时，模仿能力强，记忆力也好，很容易学习新东西。孩子不可能对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但如同形成“肌肉记忆”，如果能有初期阅读的记忆，在长大之后，就能更加轻松自然地深入学习。更何况，兴趣是最关键的，如果孩子从小就对唐诗宋词、历史风云感兴趣，长大了也会进行自主学习，而且那些远隔千百年的信息——历史朝代、事件、人物或经典古诗文的句子，都如同熟悉的朋友，会让人真正爱上古典文化。

　　还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不知何故，我对街边的报刊亭里摆出的一本《史记》产生兴趣，大概是之前从其他什么书上知道的这本经典名著，就总想找机会看看。拗不过我的要求，父母只好买来，但这本厚重的《史记》全是文言文，且字又小又密，我当时根本看不懂。但父母见我有阅读兴趣，就去专门买了一套少儿版的《史记故事》，图文并茂，阅读就简单多了。我后来时常想起这件事，如果当时因为看不懂而产生畏难心理，就会错过《史记》这部经典了，甚至会在后来的学习中产生“心理阴影”。可见，合适的古典阅读方式，乃至合理的“接触时机”，都是必要的，过早或过晚都是不妥当的。

　　甚至在阅读经典的顺序上，也是有讲究的。前不久，我与一位广东的中学语文老师交流，问她如今学生阅读四大名著是怎样一个顺序。她给出的顺序是：初中读《西游记》《水浒传》，高中读《三国演义》《红楼梦》。然而，我的看法与她不同：《红楼梦》是最后读的，这算是多数人的共识；但我一直认为，《三国演义》应该是最早阅读的，而《水浒传》应该放在后面，至少要在《西游记》后面。为何？因我认为，《三国演义》是四大名著里价值观最为传统的，也可以说是最保守的，它没有其他三部中很强的反叛性，而是呈现出家国情怀、忠义精神乃至正统叙事等最朴素的观念。这对一个人形成正确的、稳定的三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一个人在成长之后，特别是接触到社会的复杂与人性的晦暗后，会认为三国故事的精神内核太“简单”或“传统”了，但我们仍需延续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这也符合一个人从简单走向成熟、从天真转向复杂的自然过程。若孩子在不够合适的年龄和阶段去直接阅读，反而容易失去对经典的感知直觉，甚至造成误读与伤害。比如将水浒故事简单看成“江湖道义”与“打打杀杀”，将红楼世界肤浅理解为“儿女情长”与“才子佳人”，就是在不妥当的时机阅读造成的后果。

　　给更广博的阅读提供“后劲”

　　成年之后的阅读也是如此，读书越多，涉世越深，就越能体会到古典阅读对促进一个人成长的“后劲”。

　　虽然在读研之后，我的学习方向主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而且需要浸润在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世界里，在知识信息与思维方式上，受到更多来自西方哲学特别是20世纪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我对西学涉猎越广，对当代的文学、文化问题关切更深，就更加意识到中国古典文化基础的重要性。没有对中国历史与文明的深切之爱，没有在国学世界的基础学习与漫长修行，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文化的，也无法在喧哗的当代文化场域中获得扎实的精神之根。

　　拥有比较文学的视野与思维，就是古典阅读与西学学习的“连接点”。201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就以“脑洞”大、善于奇思妙想著称，她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等小说里呈现的写作灵感与文本结构，乃至文学气氛，都与蒲松龄笔下的聊斋故事有相似之处。每次阅读托卡尔丘克，我都会想到蒲松龄，或许在文学世界里，他们会是跨国的知音吧，都是善于用超自然元素来写现实的高手。甚至在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等作家的小说设计里，也有类似《聊斋》这个“元宇宙”的框架，虽细节不同，但整体结构与思维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阅读西方文论时，这样的中西参照案例就更多了，甚至有些西学经典的灵感直接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曾经深受弗洛伊德影响、后来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就终身服膺于中国道教文化。在提出“集体潜意识”等经典观点后，他已经在西方思想界名声大噪，但当他收到汉学家卫礼贤送来的《太乙金华宗旨》一书后，却被来自遥远东方的神秘哲学深深震撼。这本相传是吕洞宾所写的道教著作，给他的研究带来很大启发，加上佛教的“曼陀罗”的元素，荣格在精神分析与心灵探索的路上越走越远。在其晚年手稿《红书》里，就有不少与梦境、东方神秘文化有关的内容，其中不少含义至今仍有待学者研究。

　　法国直觉主义哲学家柏格森，不同于过去不少西方哲学家过于看重逻辑与理性，他的思想更加超越，也更加逍遥。我在阅读柏格森时，就经常想到庄子，或许，在精神的天空下，这对相隔万里、相距千年的思想家，都曾仰望浩渺的星空，随着自然事物的变化而产生心灵的悸动。柏格森理论里的“绵延”与庄子心中的“道”也有相似之妙，它们是不同时空下的精神产物，却都接近人类灵魂深处最本真的东西。

　　可见，探索越深，就会发现中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流的，而有国学的基础，也能帮助我们在接触西方文化时具有更强的洞察力。

　　好作家需要古典打底

　　从文学创作来看，优秀的当代作家也是需要古典文化“打底子”的。不论是哲学思想还是民俗文化，都能给作家带来灵感。

　　比如，莫言在纸上构建的“高密东北乡”，显然不是对福克纳或马尔克斯的简单模仿，也结合了不少具有古典意味的“地方性知识”，哪怕这些知识和信息是他从家人那里“听”来的，也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正如他在《用耳朵阅读》中所言，“我的知识基本上是用耳朵听来的。就像诸多作家都有一个会讲故事的老祖母一样，就像诸多作家都从老祖母讲述的故事里汲取了最初的文学灵感一样，我也有一个很会讲故事的祖母，我也从我的祖母的故事里汲取了文学的营养……村子里凡是上了点岁数的人，都是满肚子的故事，我在与他们相处的几十年里，从他们嘴里听说过的故事实在是难以计数。他们讲述的故事神秘恐怖，但十分迷人……”民间文学，或者说民俗知识，其实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门，它或许没有那么“阳春白雪”，却也足够给人带来丰富的精神养料。

　　而具备较为深厚的国学底子的作家阿城，其创作风格与文学内涵也不同于多数作家。在名篇《棋王》里，他展现出道家思想的精神超越感，哪怕是在知青文学、寻根文化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其创作也能超越时代局限，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

　　可以说，不论是创作者，还是阅读者，不局限在某种文化视角，才能更加从容地漫步于人类精神文明之林。古典阅读提供的丰富视角与精神养料，让人受益终身。它或许不会突然呈现出什么功利意义上的“价值”，却能“润物细无声”，在潜移默化之中让人汲取前行的动力。（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