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祁泽宇

　　作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提倡者，宁稼雨用叙事学独特的视角观照中国古代神话，以书面文学为类型本体，建构起神话学与叙事学交融的理论体系。宁稼雨等人所著的《涅槃：中国神话的文学之路》（以下简称《涅槃》），即是将神话与叙事故事进行分组归类，通过“历史-地理”的比较，揭示出不同神话产生、流变、传播的各类规律。《涅槃》通过微观的神话元素看宏观的中国文化，实现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古代文学、民间文学的多重跨界，克服了西方学术话语模式下的强制阐释，应和“回归传统”的要求，并重释中国文学的精神基因，形成汇入世界文学的独特中国话语。

　　《涅槃》将我国古代神话分为自然神话、创世神话、英雄神话、史诗神话四种，它们产生了大量的异文文本，以各种母题、元素、情节、类型、题材、结构等存身于后世的诗词、散文、论文、经文、戏曲、小说中，并发展出一个个庞大的文献群、故事族。作者概述式地分析了27个神话主题故事在不同时段、不同文本形态中的演变轨迹，如同在历史地层中进行文学考古发掘。多元化是其演绎与推进的总体趋势，或是主题结构发生变化，或是人物角色因时而变，又或是情感偏向产生转变，每一次变化之中都蕴含着（历史现实的）文化动因，有世俗政治的、宗教的、环境的、伦理的、地理的、文学需求的……总之，这些文本的繁杂、重叠、自相矛盾、风格多样，充分地展现出文学再生过程中面向“当下”的人文关怀。

　　顾颉刚力倡“从故事的眼光看古史”，在“疑古”声中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的可靠性，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政统（正统历史）、道统（传统伦理）和学统（经学）的根基。因而诸多学人认为神话学在中国不仅是一个学术的问题，更是一个思想领域的巨变。宁稼雨等学人在研究思路上完成了这一思想接力。“中国神话的文学之路”偏向于叙事文学故事，其传播载体主要是书面文字，而非口传文学，因而其主题类型的研究必然突破AT分类法（国际通用的故事情节类型分析法）等既有框架。在宁稼雨看来，叙事文学主导的类型探究就是一项“另起炉灶”的工程。此外，《涅槃》所列篇幅，基本全部借鉴了宁稼雨所提出的帝王、士人、市民的文化“三段说”，取代以往的雅/俗文化的“二分说”，更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视角，也对中国传统文化诸多问题作出全新诠释。

　　《涅槃》阐明了神话文学再生的发生学机制，“神话离开孕育滋养它的土壤之后，便失去了操控自身发展演变样貌的机能；从此之后，制约和控制神话形态本体的权力已经为后世的历史文化环境所掌握”。无独有偶，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思路也是如此，即通过民间故事的母题、情节、名称等了解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现象。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讲，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宁稼雨看来，中国神话没有完整体系的特点正为其文学演绎预留了空间。神话的“移位”受到文学要素与社会要素的制约，前者是对神话的历史进行复原与回顾，而后者则是对具体语境中的文本进行社会分析，二者形成了原生与再生的两类文献，认识到二者的交互性则充实了神话的文本与功能之研究。

　　神话的文学再生，是近年来民间文学领域所关注、呼吁的，也让神话学研究再度“回到文学”。宁稼雨等人更注重神话的诗性内涵，文学再生的过程既是文化内涵的增色，又有表现手法之提升。诸如，董永故事经由《孝经》到《董永变文》，再到《董永孝子宝卷》，最后再到《天仙配》；又如牛郎织女神话由《古诗十九首》到《长生殿》的流变，后世之神话“变体”用文学的手段充实了叙事的细节、情节，也赋予文本文辞上的美感与想象力的才情。让人清晰地感受到，在文学再生中神话由“不自觉的艺术加工”（马克思语）演变为一种艺术自觉。

　　经由民间文学与文人作品的互动，神话由口头活态走向书面记录，甚至往往以固定的符号、意象、指代而出现，例如，《涅槃》提到的“精卫偿冤”“望帝化鹃”“洛浦之神”“鲛人泣珠”“折天柱”等，在再生过程中由文本表意引入诗性寓指，其认知价值让位于审美价值，经久不衰地出现在诗词歌赋中，形成了“用典”等表现形式，既形成了清晰的体系，又注入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宁稼雨认为，最能体现中国神话精神的当数凡人故事。神话在生活化与世俗化的表达中传递生活理想，引发强烈共鸣。鲛人故事里报恩与爱情的双重主题，逍遥游中的自由理想与闲适安逸，嫦娥神话里的清雅礼教，牛郎织女神话中的雅俗合流……都对社会风貌作出了直观的呈现。可以说，神话因文本跨越时空的永恒感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袁珂先生在撰写《中国古代神话》《中国神话传说》等作品时流露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笔调。作为后学，宁稼雨等人在完成《涅槃》一书时也继承了这样的情志。作者视神话及其流变为民族精神的延续、古老文化的传承以及理想道德的自觉追求，爱国爱家、顽强拼搏、理性精神、崇敬英雄、坚韧不拔、重亲重孝等主题构成了中国神话的“元叙事”与中华文化的“元基因”。通过向社会普通读者进行诠释，以突出神话在当今文化建设中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结晶，奏响了现代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的最强音，无不增强了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与认同感。

　　梳理中国神话的文学流变，诸多学人提出了宏观的理论畅想，但多止步于此，能如宁稼雨等人开展具体实践的可谓屈指可数。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提出了西方侧重叙事性而中国侧重于非叙事性的论断，以“叙事”为立论的《涅槃》《诸神的复活》（宁稼雨等著）等著作可视为有力的反驳，它表明中国神话体系中依然存在叙事性，其本土化立场逐步推进神话学研究由“中国神话”向“神话中国”转变。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是一部学术象牙塔之外的通俗读物，作者力避注释与考证之烦琐，用易懂的语言将文化与叙事两个层面的功能讲解清楚。

　　与此同时，《涅槃》自觉与口头传统的民间文学“划清界限”，似乎忽略了神话流变的地方性因素。我们认为，作为市民文化的民间文学蕴藏着海量的文本，必然充当着重建神话文本不可或缺的要素。从这一角度讲，《涅槃》的引证内容稍显单薄。另一方面，从鲁迅的《故事新编》到阿来、苏童、李锐、叶兆言等作家“重述神话”，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与神话实现了深度契合。《涅槃》也未能考量神话在当代文学中的流变与再生。而近期爆火于网络的《黑神话·悟空》，巧借“神话”之名，在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型中成果颇丰，这说明神话在当代文化构建时，依然存有流变之可能。约瑟夫·坎贝尔在研究中阐明了当代文化工业的神话隐喻，为我们提供了某种“他山之石”的借鉴意义，由此展望，中国神话的文学之路任重道远、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