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维东

　　作家阿来全新推出的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是他在各地旅行留下的行记。“行记”在中国是个现代事物，底色是科学观念兴起。它与传统“游记”的区别，在于它不仅是人与地方（自然与人文）情感的交流，还包含科学认知的目的。田曙岚在《广西旅行记·小引》中谈到“行记“的由来：“感于我国地理教材，记载多不翔实，因决定辞去教职，周游全国乃全世界，站在史、地两种科学之立场，实地考察各地自然状态与人文概况，冀有所得以贡献于社会。”王桐龄在其《陕西旅行记》中也如此讲述“行记”：“历史与地理有密切联系，研究历史而不知地理，则一切史迹无着落。”近代中国史学发生的转变，便是增加了科学的维度，文献与文物、文献与田野的结合打开了史学研究的新视野，也是在这一时期，一系列“行记”勃兴，仅近现代时期成书的“行记”便有近千部之多。

　　近代中国出现的“行记”，介乎学术与文学之间。大量著者都是史地学家，曾经受过或多或少的学术训练，科学认知的目的也比较强。著作的文学性虽然稍弱，但这并不妨碍文人雅趣，兴致高昂之处，灵光乍现，文字绚丽。当然，写“行记”的也不完全是历史学家，鲁迅、郭沫若、瞿秋白、徐志摩、朱自清，包括曾经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士也都写过，逐渐，“行记”又回归到文学的序列。但是，书写的方式加入了大量近代科学的视角，譬如地貌特征的科学命名、自然动植物的准确名称、人种、民族区分等，甚至于作者也不仅限于“看”，还要“参与”，如此才符合现代行记文学的要求。

　　阿来将这部散文集中大部分篇章都冠以“行记”，体现了一种写作的态度，他的“行记”不是去游玩，更是去认知。《去有风的旷野》是将个人融入旷野，让旷野展露出如人一般的习性和历史，进而生长出文学。读这些“行记”，感受最强烈是阿来的博物和博学，或者说，是他为这些行记所作的准备和积累。阿来几乎能够叫出他所见到的每一种花和大多数植物的名称，熟悉他们的科类和生长特征，进而在遇见时有一种久违的等待感。不必要再去列举阿来对每一种花如爱人般的介绍和描写，仅举一段他对川西高原上四季花色的描写，便能体会这种感觉：“高原秋早，经霜的草梢已经微微泛黄。花的色调变成了蓝色。是的，在草原上，从五月到十月，初春到深秋，旬日之间，就有某几种花开的颜色，成为主调。春天，最初的主调是黄色。这是溪流两岸的湿地中毛茛科的云生毛茛、金莲花率先开放，成片蔓延。高阜浅丘上，也是黄色花星星点点，那是蒲公英、委陵菜和鸭跖草正贴地开放。之后，主调会变成报春花属和马先蒿属的粉红。还有野草莓和草玉梅的白。等等，等等。”（《札谿卡行记》）这已经不是旷野，而是自己的花园，博物的文学价值，不是让人与物更远，而是更近。与花类似的，还有阿来对于地理、气候等等方面的熟悉，很多专有名词信手拈来，如花一样，有了这些知识的中介，人与大地的距离拉近了，旷野不再陌生。

　　然而，旷野毕竟是旷野，它可以为人所熟悉，但绝不会完全成为人的花园。正如人无法穷尽对于人性的把握，旷野总是会在你熟悉它的时候，展现出陌生的一面。自然在生长，或者说一切自然中的物，有生命的和没有生命的，都在生长变化之中，这是阿来的发现。在十二背后景区，阿来发现了溶洞生长的秘密：“一切都还在生长，水仍然在地下见缝插针，融通壮大，永不停歇”（《十二背后》），由此他感慨自然的意志：“在人类未出现之前，地球让水如此日复一日创造的意义是什么？那时没有人，是想让谁看见”？在稻城亚丁，阿来为天文台观察站所解释的“宇宙中最微弱的光”触动，能够穿越土层的粒子能为科学家捕捉，而对于普通人，尽管它每一天都在自然界发生，但我们一无所知。这难道不是自然的物在生长？有些生长，是人类经验的复现和演绎。在四姑娘山，阿来在深秋的白桦林中体验到欧阳修的“四无人声，声在树间”，“一片无声，两片无声，百片千片就有了声，森林浩大连绵，数万片数十万片秋叶同时旋舞，同时降落四野便飒飒然，萧萧然，发出了动人秋声”。（《四姑娘山行记》）欧阳修听到的秋声不是在四姑娘山，但如同一个交响乐团演奏一首世界名曲，四姑娘山的秋叶复现了欧阳修第一次听到的那种感觉，又将四姑娘山独有的感觉注入了秋声。

　　自然的有些生长，是因为有了人的参与，进而显现出生长的痕迹。在阿来的行记中，徐霞客出现了，洪堡、李希霍芬出现了，欧阳修、杜甫出现了，还有更多的普通人出现了，他们不是旅途的雅趣，而是先行者，是阿来行走的坐标。有了坐标，自然的生长才有迹可循。在米仓山，阿来不仅发现了主峰光雾山之外的美，更惊喜地发现了米仓古道遗迹。在贯穿秦岭与巴岭的峭壁和河床上，一列列石孔和残留的木渣，昭示着古道曾经的荣光，这是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杜甫、元稹曾经走过的古道，也是萧何“截贤”韩信的发生地，如果没有坐标，又怎会完整呈现在世人的眼前？在皮洛，阿来看到将青藏高原人类活动时间提前到20万年前的石器，他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些累积的地层中，制造石器的是不是同一群人？不是，远古人类在广阔的世界里来来去去，活动范围远超于我们今天的想象”。（《稻城亚丁行记》）阿来发出感叹的那一刻，自然生长的感觉如画面呈现在眼前，如果有一个足够长足够快速的摄影镜头，我们不仅能看到逐渐升高的青藏高原，还能看到来来去去不同的人类。

　　《去有风的旷野》是阿来“蓄谋已久”的行走，其中的足迹与阿来的创作轨迹互相呼应，自然生长的背后，是阿来文学版图的不断拓展。

　　《尘埃落定》之后，阿来又创作了《空山》《格萨尔王》《瞻对》《云中记》《阿来讲杜甫成都诗》等重要作品。如果将《尘埃落定》作为阿来文学版图的原点，此后创作在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有以下特征：西向，从阿坝地区拓展到整个青藏高原，《格萨尔王》和《瞻对》是典型表征；东向，从少数民族文化区拓展到汉族文化区，《阿来讲杜甫成都诗》等作品是典型表征。内向，从近代历史拓展到文化传统、自然人文，《格萨尔王》《瞻对》等都是典型例子。

　　这几个向度，在《去有风的旷野中》也体现了出来。阿坝在“四姑娘山”“莫格德哇”“札谿卡”“炉霍”“大凉山”的行走，是“西向”的路径，它是阿来拓展对于本民族文化认知的过程。在《札谿卡行记》中，阿来还特别提到为写《格萨尔王》采风的经历；《莫格德哇行记》的写法，也会让人想起《瞻对》，在一个宏大的历史长河中理解民族问题。“十二背后”和“米仓山”的行走则是“东向”。在《十二背后》，阿来不断与徐霞客对话，在《分云拔雾见米仓》，阿来则不断与杜甫、元稹、韩信对话，直到他惊喜地看到了米仓古道。而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则可以看到阿来“内向”的痕迹，从博物学知识，到历史古籍，再到人类学的视野，阿来的视野拓展与知识积累让他更从容地行走在旷野，与自然万物、文化遗迹、熟悉与不熟悉的人进行自由对话。“人生如旷野，自由和答案都在风中”，这是阿来在散文集封面上写下的诗句，如果将它与阿来的创作理念联系起来，不是虚言。

　　将《去有风的旷野》置于近代以来各种“行记”之中，阿来提供的经验，大概可以用“生长的故乡”来形容。对阿来而言，这些行走是他文学版图拓展的写照，也是将陌生的旷野内化为故乡的过程。阿来散文集中提到的地方，虽然有些名字还很陌生，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交通发达、民族融合的今天，它们也都不再是印象中的“边地”或“民族地区”。这难道不是故乡在生长？

　　生长的故乡，也强化了“行记”的文学属性，它不是冒险和征服的记录，也不是简单的科学认知，而是自我的不断成长。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