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发开

　　《感逝集》是山东大学文学院刘晓艺教授新近付梓的一部诗词文集，汇辑了包括旧诗、词、莎翁商籁、尺牍、序跋、散文等在内的各种文体，可视为其2019年出版的旧体诗文集《昔在集》的姊妹篇。与后者相类，《感逝集》也是一部“思怀师友，感逝裁诗”的致敬时光之作。

　　“感逝”是中国传统诗文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其背后往往隐含着古人深刻的时间观念和生命体验。古人寿时不永，短短几十年，如草木荣枯，白驹过隙，倏然而过。睿智精进如夫子，尚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喟叹；一代枭雄曹操，亦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之伤婉；潇洒俊逸如王羲之，因感“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遂生“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悲怆；放荡豪逸若太白，亦有“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之悲吟；至于豁达超然如东坡，亦不免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之忧思。

　　这部《感逝集》中的“感逝”，正如作者所言，蕴含着感念往昔、追忆逝者以及夫子叹川、感喟逝水等多重意蕴，既有语言层面上的低徊吟咏，也有情感层面上的追念感怀，还有哲学层面上的深邃忧思，这种复义性本身即拓展了“感逝”主题的意涵内蕴与阐释空间。

　　在旧体诗词部分，作者继《昔在集》之后，又一次集中展示了延自章黄学派一脉的深厚诗词创作功力。章黄学派以训诂、辞章而著称于世，辞章学经黄侃先生传至山东大学殷孟伦先生，再传至作者的业师、山东大学教授鲍思陶先生等人。对章黄学派的两种绝学，鲍思陶先生已“骊珠在握”，研深覃精，可惜鲍先生蕙荃蚤摧，盛年早逝，身后只留下一部《得一斋诗抄》和经由其友人倪志云先生补缀的《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论》等为数不多的辞章理论和作品集。

　　在辞章一脉，刘晓艺深得鲍老真传，积淀了于山大中文系求学时获得的“骨与血”，其旧体诗文可谓“本之情性，协之声音，振之以文采，齐之以法度”。在这部分旧体诗词作品中，既有“体裁之广”，不论是四言、五古、杂言七古、五绝、七绝、七律，还是包含小令、中调、长调在内多达30多种词牌的词作，均可见一个纯熟的诗词作手诸体皆善、驾轻就熟、法度森严的技法和才情；也有“文采之丽”，这是作者的看家本领，如以“离忧莫写，欢好曷叙”写离别，以“风翦烟絮，纷糅流转”写初雪，以“行行若牵裾，总拟后期缀”写春闺，以“浮生唯恨相知晚，老去风情倾玉盏”写伤情等等，其用语之典丽古雅、绮思风韵，几可混同古人；还有“用典之切”，作者长于用典，既有明用、暗用，也有实用、虚用，还有活用、反用，不论熟典、僻典，还是事典、语典，化典入诗，如盐入水，皆能“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语意绵密，笔力遒劲；更有“注释之详”，作者寻绎古今卷帙浩繁的典籍，对每首诗词都附有自作的笺注，将句中用典、古语、掌故逐一标明出处，甚至对部分古音、平仄、韵律等也加以说明，注释总数多达1300余条，极大丰富了文本的底蕴和厚度，也增加了阅读品鉴的审美性和趣味性。

　　以五言古风翻译莎士比亚商籁体十四行诗，是本书的另一大特色。这一“绝活”，作者业已在《昔在集》中展露，因其文字雅郑、译语精当，已被学界同行引为以诗译诗、会诗的范例。翻译本非易事，考验的是译者对两种及以上语言和文化的熟识程度；译诗尤难，概因诗歌处于文学金字塔的顶端，文学性最强，对节奏、韵律、结构等“形式”的要求也更高，有人戏称“诗乃翻译中失去的东西”，实不为过；而以诗译诗则难上加难，考验的是译者对外语的精通，对母语的熟稔，以及以未泯诗心打通经脉、驾驭两者的深厚功力。

　　莎翁的商籁体，以五步抑扬格为基本韵律格式，其对格律所持“诗律伤严近寡恩”的要求，与中国旧诗有近似之处。作者以其“深文理”翻译理论为导引，以格律诗人丰富的创作经验为根基，以风格苍凉的五言古风《古诗十九首》为仿体，以归化审美为鹄的，实验性地翻译了19首莎士比亚商籁，彰显出作者打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广博学识和纵横才情，也传递出古今中外不同时空交叠下的情感共鸣与悠远回响。作者不仅以旧体诗歌的形式翻译西诗，也曾在《昔在集》中将自己的诗作不失原味地翻译成英文，可以期许，接下来作者还会如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一样，将更多的中国经典旧体诗词翻译成英文韵文，让诗词之美在中外语言和文化间生生不息地流淌。

　　这部集子中“文”的部分，包含祭文尺牍、序跋古文、怀人散文等。尺牍、序跋也是章黄学派的当家功夫，刘晓艺显然深得其中三昧，展示了蕴藉古朴的文体风格和从容典雅的社交言语。如在致杜泽逊先生的尺牍中，作者紧扣其先师鲍思陶先生遗稿事，既追叙“公与先师，砚共同窗，谊在第行”的旧谊，又附以“闻先师昔供坊肆，以缀辑生涯，为人嫁作，每不趁意，公恒过往，酒阑辙劝以纂修文献之功”等细节，并历数其先师生平及“朝夕兀兀，穷宵烛之末光，仰屋梁而著书”的勤奋，读之令人动容。这些尺牍，既有文体、称谓上的谨严，也有辞章、句法上的变化，为初学者示所来径。

　　在《<名家文献版刻书迹辑存>序》中，作者分别对所辑录的杜甫、苏轼、朱熹、王守仁四家作出评点，如谓杜甫“肠热黎元，心忧主上。文悲宋玉，枉许身以稷契；身误儒冠，犹眷怀乎终南”，称杜诗“盖诗之有杜陵，犹文之有六经也”；谓苏轼“以诗为词，别成一宗”，“辞富学厚，天才宏放，洗万古凡马气象，宜与日月争辉也”；谓朱熹“优入圣域，致广大，尽精微”，称其书“御大字如大将，写小诗则明净无滓，味自理窟流出”；谓阳明“提书生三尺之剑，任疆事，制强藩，勋业气节，见诸施行”，称“阳明之学，主致良知；直指心性，揭示本来”，皆为精当独到之见。

　　在为其先师鲍思陶先生《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论》所作的序中，作者追思鲍公“弱好辞章，长实吟骨；言准玉谿，赋拟相如”，并动情回顾了鲍公故交倪志云先生历时15年，为其续成此遗著之事，称该著“文气赓继，就成省旷；诗心裁采，袭作芊绵”，并引述伍子胥、鲍叔牙、嵇康、老子等先贤的掌故作比类，以彰显其续书之功绩。在序文最后，作者进一步点明序文主旨，即“赞其续志，美其执信”，称“睿音永矣，倪公之德”，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续书之事之人的赞佩。

　　该书最后一部分是三篇怀人散文，追念与师友们数载承教、因缘交往的点滴，文笔贞丽不艳，意浓情深，且与前面的诗文部分形成“互文”，对照品读，可以相互启发和印证。在对已故先师鲍思陶先生的追思中，作者耙梳了鲍师的家学渊源、求学历程以及章黄学派的师承关系，记叙了很多生动的生活细节。如写鲍师“平生不改誉儿僻”，其子“重铮每年生日，鲍师都会为他写诗”，进而留下了大量亲子诗，在诗人、学者之外，塑造了一个与贾政形象截然相反的当代奶爸形象。

　　而在对已故友人胡真的追思中，作者则在大量交往细节之外，平添了许多对生死、情缘、命运等的终极哲思。如在讲述了与故交的生死之别后，作者写道：“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我本中拙，或正宜为其所苦。”在该文结尾处，作者进一步升华了所思所感，写道：“我仍存在，我有感知；我欲逝者知道，他的存在，不曾被世界忘记。不仅仅没有被我忘记，也没有被他的亲人、朋友、读者忘记。”并推断道：“在那些常缘之外，世上还有一个与他在师友间的人，我能肯定，他也不会忘记。”这之中，不仅有“浮生如寄，微躯易殇”的无奈怅惘，更有感旧遗情、难以忘怀的无尽追思。

　　合上这部厚重的书，除了对其典雅文辞中流溢的才情睿思感佩不已之外，也引发了人们对“感逝”主题更多的体味和思考……

　　“感逝”不仅是对时光的追忆，也能让逝者及逝去的光阴在追思中得以铭刻和定格，进而实现“不朽”。古往今来，如何突破作为“终有一死者”（特拉克尔语）的人的有限性，达到“与天地同流”“与天地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始终是人们孜孜以求的不尽追索。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论，立德需治身修心、涵养品德，立功需赖时势机遇、建立事功，立言则需才情禀赋、学问辞章。司马迁云：“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我相信，这部诗文集中所记述的逝者及生者，也称得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倜傥非常之人”，他们因作者的斐然才情和生花妙笔而见风华，而入册籍，而得永存。（刘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