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德领

　　小说的地域性是一个老话题，自五四新文学以来，100多年来一直存在。经典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这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与海派，作为地域文学的典型代表，其影响一直绵延至今。

　　2024年，小说的地域性依然是一大热点。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新浙派、新北京作家群等，这些被青年批评家频频命名的地域文学，在本年度都有不错的作品问世。

　　老藤的长篇小说《草木志》于2024年推出单行本，是新东北文学的一篇佳作。小说写的是小兴安岭东麓黑龙江畔一个叫墟里的驿站古村在新时代发生的嬗变与新生。章节的标题由33种植物组成，如彼岸花、打碗花、塔头花、拉拉秧、红菇茑等，每一种植物都和小说里的人物相对应，人与植物是一体的。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正如作者所说：“人与植物的关系微妙玄通，两者之间有许多看不见的牵连。许多人认为植物没有感官和神经系统，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刺激，但是，现代科技已经证明植物具备口感、触感、嗅觉等感知机能，并能够以此做出反应。”小说的主人公墟里村支书邵震天绰号“哨花吹”，不仅仅是个吹喇叭的高手，还善于处理棘手的事情，说话幽默风趣，好用歇后语，对应的植物是“一把抓”。整部小说的叙事核心，是邵震天和驻村干部“我”等人努力化解方、石两大家族的矛盾和冲突的过程。《草木志》既是植物志，更是乡村志，最终落实到人物志上，写植物的目的是为了写人。这种将植物与人密切联系起来，挖掘人与植物之间神秘感应的写法，在当代小说里堪称独步。

　　青年女作家孙频的小说一直有地域博物志的色彩。她在作品里强化了空间感，让时间慢下来，做一个时代的逆行者。在空间的延展中，人的视野一下子打开了，大地上的风物次第展开，蓬勃葳蕤，绚烂神秘，立足当下又上溯远古。孙频的许多小说都写到了阳关山，阳关山成为她的精神家园。从2020年起，她发表了小说《骑白马者》《以鸟兽之名》《天物墟》，可以说是系列“阳关山大传”。阳关山不仅是人类的栖居之所，也是自足的存在，阳关山与人的和谐相处本身就是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表征。

　　2024年度孙频在《十月》发表的中篇小说《截岔往事》，也是写阳关山的。小说延续了其之前作品的博物志色彩，聚焦的是阳关山中截岔盆地的人与事。孙频有探索大地内在肌理的冲动，她的小说既有男作家对地理方位清晰呈现的轮廓感，又有女性作家擅长的精描细刻的纹理繁复感，譬如小说开头：“这世界上的河流基本都是亲戚，血脉相连不说，最终还会相聚到同一个地方。文谷河是这个河流家族中最平凡的一条河流，它时而爬行时而直立行走，从阳关山的峰顶慢慢溜达到了平川上。”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讲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一场洪水将截岔盆地的虎头村冲毁，原居民被疏散到许多地方，“我爷爷”带领家人到曲里村安居，被人打死，凶手一直没有找到。“我父亲”一直在寻找复仇对象，同时，他将宽恕当成复仇的工具，面孔始终漆着一层笑容，撑起木筏从上游顺河而下，为河两岸的人提供免费搭载。他意识到宽恕表演也是一种挟持众人的权力，最终与自己达成了和解，以摆一场盛大的武元席宴请所有的截岔人而收场，仇恨终于消弭在山川大地中。在阳关山的截岔盆地，恩怨都是古典的、传统的、桃花源式的，这是《截岔往事》题目的含义。中国作家长于叙事，但是往往止于叙事。孙频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在叙事中融进了山川草木鸟兽，织进了风俗、风物、风情，万物都围着叙事而舞蹈。叙事因而获得了辽阔的空间，变得丰盈无比。

　　在空间想象上，不能不提到关于北京与上海的城市书写。不像孙频的博物志写法，关于北京与上海的城市书写，往往在时间的层累与空间的绵延上呈现出十足的现代感、沧桑感。作家在时空中穿梭，写历史变迁中的城市与人的命运。如王安忆的全新长篇小说《儿女风云录》，是又一次写出了上海神韵的力作。小说以上海老爷叔小瑟的人生跌宕为主线，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直写到当下。小说依然采用一种回望的视角，依然是从从容容叙述，依然是绵密的绣花般的工笔细描，依然是絮絮叨叨、琐碎的絮语风，带有一种淡淡的沧桑感，还是读者熟悉的王安忆小说风格，也是上海这个城市的风情、性格。小说开头对20世纪90年代上海舞厅的描绘，带有老照片的味道。老爷叔小瑟，就在这种氛围里出场。无处不在的上海元素充溢在小说中，诸如黄浦江、沙龙、西洋镜、生煎包子、交谊舞、弄堂的麻将牌桌等。市井小民的人生起伏，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城市在时代洪流中的变与不变都透着某种疏离和孤独感，而这一切又都是上海的，是上海人的。

　　不同于上海的市井与前卫气息，关于北京城市的书写带有政治文化色彩。宁肯的小说集《城与年》，是近年来关于北京书写的重要收获。小说集由9篇作品组成，写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城南的生活，各个小说既相互独立又有内在关联。《城与年》是时间与空间的浓缩，具有一种特殊的沧桑感，包含深刻的政治文化隐喻。宁肯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我不是一个人，我比北京老”。这里的“我”不仅仅指生命的个体，还指涉一个包含巨大时空的主体。这个主体洞穿了具有800年建都史的北京城，上溯到更为深邃的时光深处，这本身就隐含着关于整个民族的思考与追问。《城与年》系列小说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方，在于呈现了人的“动物性”一面，身上交织着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在对火车、探照灯、城南废品站、土站、防空洞、城墙等的描述中，宁肯细细辨识其上所镌刻的年代烙印，表达了对重建精神屋宇的渴望，建构了那个时代的北京城南文学地理。

　　在书写北京方面，在北京长大的“90后”作家马林霄萝的小说《得高歌处且高歌》值得一读。小说写的是时代变迁中北京西四一间澡堂子的故事。小说写得很松弛，情节与人物信手拈来，自然妥帖。语句精短，字里行间透出浓烈的旧京味道：“到了父亲老宋，就剩下斗蛐蛐儿，或者下棋时和人斗气，输上一包烟，或是赢半斤杂拌儿糖。金钟、油葫芦、伏地、虾头青、青麻头，自己逮来的棺材板儿、老米嘴儿，装进秫秸的笼里，有圆有方，有八角。大宝塔挂在院前的葡萄架上，秋虫叫得弱了，没熬到立冬，葫芦罐还摆着，外面有刻花，松鹤延年。”这样的写法，直追20世纪80年代京味文学的神韵。

　　另外，左雯姬的小说《后海的厨师》，也是一篇表现北京生活的有特色的作品。小说聚焦于北京美食文化。百年老字号翰林官府菜餐厅以一道扒牛蹄筋享誉京城，厨师马小立来自河北，立志要做翰林官府菜第八代传承人，但三次考核都未能通过。马小立在和朋友陈菊花的交往中获得了灵感，体味到做这道菜要有温润与贴合人心的品格。这真谛不仅仅是一道菜肴的做法，更是社会人生的写照。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出现过寻根文学热，而近些年为什么出现地域文学热？青年作家刘汀在一次有关北京作家群的讨论上说：“现在我们对于时间的期待或者认识，已经逐渐地淡化、消失，并转移到空间上来了。”“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已经从时间想象变成对空间的想象。”当空间想象成为作家创作的追求时，地域的重要性就会凸显，这或许可以解释当下地域文学热的原因。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寻根文学是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企图的，而当下地域文学热的目的是什么、文化追求是什么？不回答这些问题，地域文学热则难免流于肤浅和表面化。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