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寻

　　2月16日，邹家华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邹家华的父亲是我国杰出出版家和新闻记者邹韬奋，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就树立坚定的爱国情怀，立志投身革命事业。邹韬奋与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并称“七君子”，作为一名文化战士，其精神品格的形成与传承，在家族谱系中呈现出清晰的脉络。

　　从福建永安的士族家庭，到上海租界的报业斗士，邹氏家族三代人的命运轨迹，恰如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缩影。当我们透过历史，会发现这个家族的文化基因在时代洪流中绽放出独特的光芒。

邹韬奋创立的进步文化机构生活书店

　　从传统士族到现代知识分子

　　邹氏祖籍江西余江，后迁居福建永安。作为家族第八代传人，祖父邹舒宇通过科举入仕，考取清朝拔贡功名，历任福建永安知县、长乐知县，官至延平知府。他为官清廉，不置产业，这让邹家虽为官家但生活清贫。邹舒宇虽然生活不富裕，但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上心，他秉承中国儒家的教育理念，对几个孩子寄予厚望。任永安知县期间，恰逢长孙邹韬奋出生，家族将此视为“双喜临门”，其任职期间签署的版串执照（注：征收田粮赋税的凭据）等文书成为后世考证的重要史料。告老还乡后，邹舒宇确立“书礼传家”祖训，这种精神深刻影响着后代。

　　作为晚清候补官员，邹韬奋父亲邹国珍在福建盐务局候补期间，亲历了家族由盛转衰的过程。1900年老父退休后，邹国珍带着家眷在福州维持着拮据的家庭生活。尽管经济困顿，他仍坚持传统的教育方式。

　　在沈谦芳的《邹韬奋传》中提到，邹韬奋刚满6岁的时候，便由父亲“发蒙”，读《三字经》，在“牢狱”般的私塾环境中，开始了幼年的封建启蒙教育。这种教育与熏陶，对邹韬奋早期的思想发展有过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培养了他坚实的文学基础。这段描述为我们展现出了邹韬奋那个不怎么快乐的童年，犹如鲁迅等同时代的学者一样，苦涩的童年也影响了他们后来对于教育的思想转变。

　　邹氏自乾隆年间从江西迁闽，通过“满、玉、隆、有、文、泗、律、宇、国、恩、嘉、庆”的辈分排序维系宗族体系，代代相传。从邹舒宇的“书礼传家”到邹国珍的严苛教子，再到邹韬奋（本名邹恩润）突破父辈期望走上文学道路，三代人完整展现了传统士族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轨迹。

　　1940年邹韬奋全家摄于重庆，右起：邹韬奋、长子邹嘉骅（邹家华）、夫人沈粹缜、次子邹嘉骝、前为幼女邹嘉骊

　　严慈相济的精神底色

　　邹韬奋的童年教育堪称一部“微缩版近代启蒙史”。父亲邹国珍的教育方式充满矛盾性：他既是传统儒学的捍卫者，又是新思想的传播者。《邹韬奋传》记载，1909年春，邹韬奋回到福州，原来的私塾老师另谋高就了，新的老师还没请到，他的学业成了问题。就在这时，孩子上了洋学堂的邻居来鼓动邹国珍，不如让邹韬奋去洋学堂。邹国珍对此并没有传统儒学捍卫者式的抵抗，而是同意了这个建议。就这样，15岁的邹韬奋和他的叔父邹国坷一同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开始走上了西式教育的路线。

　　邹国珍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矛盾结合体，他们成长于传统的儒家教育中，但晚清巨变也给予了他们新的思考。一方面，他们害怕西方的文化侵蚀了东方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无视西方文化带来的先进与强大。出生在新旧相交时的邹韬奋，与他的很多同龄人一样，都面临着新思想和旧习惯的碰撞，这注定了他要在矛盾中成长。好在邹韬奋还有母亲的慰藉，母亲也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邹母出生于浙江海宁查氏，但具体的名字已不可考，她15岁出嫁，16岁生下邹韬奋，年轻时便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在邹韬奋的童年记忆中，母亲的形象既温柔又坚强。她常常在深夜里为孩子们缝补衣物，额上的汗珠不停地流下，但手上的针线活却从未停歇。这种辛勤劳作的精神，让年幼的邹韬奋感到既心疼又敬佩。他曾在文章中回忆，有一次他半夜醒来，看到母亲在灯下做鞋底，心里充满了歉疚和感激。

　　母亲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还在精神上给予他们极大的支持。邹韬奋10岁时，背《孟子见梁惠王》这篇文章，只要背不出来就会被父亲打手板。邹韬奋一次又一次背错，父亲一下又一下地打，他呜咽着背书，母亲也在边上默默流泪。等到背完，被打的右手肿得有半寸高，而母亲含泪把邹韬奋抱上床，吻了他的额头，让他安睡。

　　父亲的专断和高压让邹韬奋产生了反抗封建大家长的心理，而母亲的忍让、能干、贤惠都被埋没在封建社会的家族里，她不仅没有成为公共社会中的一份子，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邹韬奋从母亲的身上看到了旧社会妇女地位的低下，母亲的遭遇为他日后积极倡导妇女解放埋下了种子。

　　母亲在29岁时便因病早逝，她的去世对邹韬奋来说是巨大的打击，但也让他更加珍惜母亲给予的爱和教育。在母亲的身上，邹韬奋看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温柔、勤劳、坚强和无私。这些品质不仅塑造了他的人格，也影响了他后来的事业和人生观。

烽火中的家风传承

　　邹韬奋与沈粹缜的婚姻，是知识分子与进步女性携手的典范。据黄国荣著《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一书，沈粹缜出身苏州，既有传统教育背景，也接触到现代教育，后在苏州女子职业中学担任美术课主任。婚后她不仅操持家务，管理家中的柴米油盐事，更可以协助丈夫处理读者来信。1936年“七君子事件”期间，她带着三个孩子辗转探监，每次都将读者慰问信缝在衣襟夹层带入狱中。这种“以家为战壕”的坚韧，使得邹氏家庭成为特殊的精神堡垒。

　　邹韬奋与妻子沈粹缜育有三个孩子：长子邹嘉骅（邹家华）、次子邹嘉骝和小女邹嘉骊。每个孩子的名字中都有“马”，寓意着他们是邹家的三匹好马。

　　1926年10月，邹韬奋先生接手了当时印数只有2800份的《生活》周刊。也正是当月，大儿子邹嘉骅出生。对于31岁的邹韬奋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两份同时到来的珍贵礼物。

　　邹韬奋对孩子的宠爱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陪伴他们玩耍。每天晚上，邹韬奋都要先逗逗孩子们，然后才去他的工作室。这种雷打不动的亲子时光，体现了他对家庭的重视和对孩子的深情。

　　邹嘉骅从小就特别喜欢摆弄机器，对家里的玩具或其他东西，总是拆拆装装。母亲沈粹缜有时免不了责怪他，而邹韬奋却笑着说：“算了，算了，孩子嘛，别把他的兴趣限制死了，顺应其发展吧。”也是在父亲的鼓励下，邹嘉骅一直对机械工程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也让他进一步走向了工业机械的道路。

　　邹嘉骅的人生轨迹在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尤为特殊。据《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邹嘉骅的童年颠沛流离，1933年，因国民党迫害，年仅7岁的他随父母辗转上海、中国香港等地避难。1941年，邹韬奋因耳疾赴上海治疗，邹嘉骅陪伴在侧，辅助父亲回复读者来信。面对病痛折磨，邹韬奋仍坚持撰写《患难余生记》，儿子劝其休息，他答道：“时间太宝贵，若此时停笔，恐再无机会完成。”这段对话展现了邹韬奋以文字为武器的执着，也令邹嘉骅深刻理解父亲“以笔报国”的信念。

　　1944年7月24日，被病痛折磨多年的邹韬奋，呼吸急促得已经说不出话了，弥留之际，他拿起了纸和笔，在妻子、儿子、姐姐和书店里的好友面前，颤抖着手写下了“不要怕”三个字，便与世长辞了。

　　邹韬奋在遗嘱中曾说道：“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我妻沈粹缜女士可参加社会工作，大儿嘉骅专攻机械工程，次子嘉骝研习医学，幼女嘉骊爱好文学，均望予以深造机会，俾可贡献于伟大的革命事业。”他将自己的事业家庭托付给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孩子们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工业、科学、文化的领域发挥着自己的能量。邹嘉骅后来延续着童年的爱好，专攻机械制造，赴苏留学，回来报效祖国，逐步成长为工业领域的骨干人才，后来更是成为我国经济建设战线、国防工业战线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杰出领导人。

　　邹嘉骅曾在给父亲的纪念文章《我的父亲邹韬奋》中写道：“父亲因为有这样一种对人民对祖国的大爱，才会有坚定的行动，有贯穿一生的坚持，有广大的胸怀。当年，他们‘七君子’获释出狱后，在群众欢迎会上，父亲当场题词：‘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是真正的胜利’。也因此，他才是伟大的爱国者。”

　　邹氏家族百年变迁，折射出中国社会从传统士绅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之路。邹氏家族始终保持着两个传统：对文化的敬畏与对民族的责任。祖父邹舒宇品行端正清廉节俭，父亲邹国珍寻求救国之道从传统官宦转为实业经商，至邹韬奋以新闻出版构建舆论阵地，再到邹嘉骅用工业技术实践建设国家，四代人的选择勾勒出中国现代化的独特路径，邹家几代人实践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理想。（梁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