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丘　芊

　　所谓“新生育时代”，从政策层面来看，指的是中国自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及随后的三孩政策全面开放之后，生育风潮随之发生改变的新的国民生育时代；而在《新生育时代》作者的研究视野中，“新生育时代”所探讨的实际上是处于某种过渡时期的女性在各种二元抉择的处境中做出的选择：或顺从、或突围，以及种种抉择堆砌在一起所造就的各不相同的家庭处境、生育处境、女性生存处境。

　　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在《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中提到，“母性是一座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围城”，因为“孩子的出生不仅将女人和男人区分开来，也将女人和女人区分开来”。更进一步而言，《新生育时代》中的访谈与调查也向我们彰显：不仅生育女性这一群体有其独特性和独特的研究价值，在每一个作为个体的生育女性身上，我们也能够看到群体的共性，与个体的处境、思维方式、性格取向所铸就的“个性”的交织。而这种同时关注共性与个性的研究取向，使得比起以理论工具作为支点的研究模式，本书两位作者更青睐另一种社会学研究的路径，即以接近非虚构写作的范式为本，强调“记录下她们的故事”的微观层面的个体叙事，还原了受访的40多个面临生育相关问题的都市家庭、都市女性的切身体验，记录下她们在生育这条道路上的独特的生命挑战。同时，两位女性学者自身分别作为70后的生育女性和85后的“新手妈妈”的身份，也使得她们在这项研究中投入了更多感同身受的共情和更具温度的思考。生育就像个体的一场冒险，抛去社会建构的层面，也“涉及很多难以量化和言说的内容，比如自我实现、被需要的感觉、新的人生体验和身份认同”，与女性的生命体验、自我叙事紧密纠缠在一起。

　　除此之外，微观叙事与更为宏大的社会议题和时代热点结合，展现了处于这一生育时代的都市女性们的某种全景式的、更直击时下“痛点”的生育图景。哪怕抛去伦理学层面上的“未经小孩的允许就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这类质问，女性的生育抉择也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的性别结构与性别文化、为经济关系等因素所影响的家庭权力动态、包括生育政策在内的大时代背景、原生家庭对组建的家庭与母子关系的影响、都市女性在家庭与职业之间的平衡等复杂多元的向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生育绝不仅仅是“怀胎十月”的生育女性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一个存在于代际间的问题，更是我们所身处的社会自身的问题。

　　在注重血缘关系和孝亲观念的中国社会，家庭观念与家庭关系始终是生育道路上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两代人的代际关系在无形中形塑了生育女性的家庭认知。其中，母女关系的纽带或许是最为紧密、同时也是最为复杂的。“女儿的自我认同是通过不断提及母亲以形成对比和参照来构建的”，而女性在小时候接受的个体抚养方式，在长大之后也会返照到她对待孩子的方式上。在不同的个案中，不同的人对待这种“隔代相似性”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人选择主动反抗自己的母亲，通过一定程度上的“断亲”重拾自主权，有人却跟随了上一代人的脚步重踏“追男宝”之路，继续深陷重男轻女的泥淖之中。

　　“新生育时代”，实则是女性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在生育这一维度上的“新”“旧”两极之间的摆荡与拉扯。这也折射出“对生育女性的要求远远超过支持的转型时代”的生育困境。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鼓励多生多育的当下，如何让生育这件事不为工具理性所绑架、不被传统的价值观所束缚，如何让选择生育的女性和不选择生育的女性、被生下来的小孩，乃至生育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获得某种自主选择的尊严与余裕，是当下的我们与社会更应该去思考的问题。（丘　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