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　青

　　NTlive的《初步举证》在中国公映第一周，票房突破1500万元，创造了NTlive系列在中国的票房纪录。以当下的平均电影票价计算，1500万元票房意味着观影人次超过30万，这相当于在千人座的剧场演出300场的观众人次。因为影像和电影院线，这部剧作抵达了剧场现场难以企及的人群。

　　《初步举证》的海报上，女主角朱迪·科默的两幅肖像叠在一起：一个是头戴律师假发、身穿法袍的女律师，冷静自持；另一个是头发散乱的女子，表情不受控制地怒吼着。这都是泰莎，她是无懈可击的辩护律师，也是遭遇性暴力的普通女人。这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形象，是法庭上站在不同位置、不同立场的辩方和原告，因为一次“约会强暴”，法政精英的躯壳里分离出饱受创伤的女性。

　　在109分钟的影像/舞台时间里，朱迪·科默的独角戏表演惊人，不仅是女演员的能量震慑了现场，更大的冲击力源于，她用变化着的身体、声音和装扮，将剧本里隐藏至深又无处不在的“重叠”与“分化”在舞台上直观彰显。

　　《初步举证》的作者、剧作家苏茜·米勒多次强调，这个剧本重要的是台词背后的心理背景。演出的第一个场景是明亮整洁的律所办公室，线条利落的极简书架上摞满案件卷宗。身穿法袍的泰莎在这个环境里，侃侃讲述作为精英辩护律师的心得，伴随矫健夸张的肢体动作，她的充满进攻性的体态，昂扬的声调，是世俗概念的“成功大女主”的精神现形。唯一的不和谐来自她的口音，泰莎讲着法律行业精英的笑话和黑话，用一口利物浦口音的英语。演员本人的英格兰西北口音在表演中成了自然的“神来之笔”，口音和法袍，直观地构成泰莎重叠的双重身份。

　　她穿精致昂贵的真丝衬衫、修身西装和乐福鞋，她从牛津大学毕业，跻身了“制定游戏规则”的群体，“挤”进了一个她不属于的世界。然而，从伦敦出发，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行程让泰莎回到她的来处——利物浦的工人家庭，父亲缺席，哥哥无业游荡，没有退休金的母亲是打零工的清洁妇，给她买艳粉色的涤纶衬衫。

　　泰莎收起母亲送的粉色衬衫，她隐藏和否认的，不止这一层身份。很快，观众将意识到，“女性”是一种处境，是像“工人”和“公立学校”那样在英国社会结构中低一等的存在。在泰莎的成功履历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她作为辩护律师为被控性侵的男性脱罪。她平静地“科普”律师怎样遵循“法律的正义”，当庭反复盘问原告女子，从她们不完美的表述中，从原告证词的细节疏漏处，寻找“无罪辩护”的机会。而被控的男性当事人在整个过程中可以沉默甚至隐身。回忆起那些在她面前败诉的女子，泰莎的不败金身上出现了痛苦的裂痕。穿着高定西装和法袍的她，站在法律系统的这边，怜悯地观望对面的女人。观望，但她不在她们那一边，她仰仗的法律在“他们”这边。

　　费兰特在《我的天才女友》的结尾写道：“我的整个生命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泰莎也是这样，她以为她是赢的人，但是，一场约会让她赤裸地面对“女性”的真相。一个工人家庭的女儿怎样从利物浦的公立学校到牛津大学法学院，并且进入伦敦金融街的高级律所，这是潜伏在她叙述里的“前史”。舞台上进行时的是她依次地脱了法袍，脱了西装，直到脱了约会时的连衣裙，成了一个穿着内衣的烂醉女人。提升她地位的“盔甲”被卸除了，当她遭遇“普通女人”的狼狈时刻，她痛苦地发现女人说“不”是无效的。

　　第一幕到第二幕之间，783天过去，泰莎再次出现在台上，周围没有书房，没有卷宗，没有白亮的灯光，她也不再身披端庄的法袍。她在法庭上的位置发生了彻底的颠覆，她站到原告席上控告她的前同事，成了她过去经常“逼问”的那类女人。她在庭审中被迫回忆和描述她不堪回忆的细节，她的创伤在法律的放大镜下被挑剔——因为她有过和同事调情的经历并且在事发当晚烂醉如泥，她的指控就成了别有用心的“讹诈”吗？她熟练运用的“法律的公平”，现在是质疑她、羞辱她、围剿她的严密系统。这是苦涩的黑色幽默。

　　泰莎变化的心理和认知，仍然直观地体现在她的模样，没有法袍和假发，没有真丝衬衫和乐福鞋，站在原告席大声说出“我控诉”的她，是穿着廉价粉色衬衫的光脚的女人。利物浦口音、粉衬衫，以及面对男性暴力毫无还击之力的女人，这些是泰莎无法剥除的身份标识，她曾幻想改造自己，加入“赢家”的阵营，直到幻觉破灭，精英女律师成为被伤害的普通女人，她看清自己曾服务于漠视女性、背弃女性的系统，她过去捍卫的理想是一种病得很深的文明。

　　完美的女律师和不完美的女受害者是同一个泰莎，但后者不能够若无其事地回归前一个身份。在终审的现场，唯一给了泰莎安慰的是一个小个子的女法警，泰莎注意到她穿着格外不合身的警服，原因很简单，警服的制作默认给平均身材的男性，娇小的女性是不被考虑的。《初步举证》的剧本和朱迪·科默的表演在这个时代的意义，恰似泰莎在法庭上的犀利一瞥：还有多少事物像这件不合身的警服，完全无视女性的需求和存在，却被视为“正常”？（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