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伟驹

　　对于走过了百年历程的中国考古学来说，现在正是它的黄金时代。各地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考古成果和知识体系日新月异。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又一股的“考古热”“文化遗产热”和“博物馆热”。公众迫切想了解考古学是什么，考古揭示了怎样的中国古代文化和文明，考古学家们又是怎样发挥他们的技艺。因此，公众需要一部既成体系又科学生动的考古读物，这个需求得到了出版界和考古学界的回应。

（《中国考古百问》，刘文锁主编，中华书局出版）

　　不久前，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考古百问》（以下简称《百问》），就是应这个需求而编写、出版的读物。这部书由中山大学刘文锁教授主编，一群有经验的考古学才俊参与撰写，图文并茂，雅俗共赏。

　　正如书名所示，《百问》设计了100个考古学问题。这些问题的选择精细而权威。对于问题的回答，书中并非仅仅提供简简单单的“是什么”，而是对相关问题的历史背景或来龙去脉以及相关的考古成果给出详细、生动的回答。可以说，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一篇好文章。

　　《百问》虽说问题所涉广泛，但并不零散。在编者的严密设计下，100个问题紧紧地围绕“考古学是什么”“特种考古”“石窟考古”等九个主题展开，结构清晰、体系完备。实际上，这样的结构是严密遵循完整的考古学知识体系的。

　　此外，每章内部的问题设计同样内容完备、自成体系。比如第二章“怎样做考古”下设的问题，涵盖了传统的钻探、遥感勘探、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与年代学、动植物考古、人体骨骼考古和分子考古等。这部分内容可以构成浓缩版的《考古学概论》。而第三到第八章聚落与城市、墓葬、石窟、技术和文化等部分，诸问题是按照时代先后排列，从史前或夏商周一直到宋元或明清，每章内部又是自成体系。

　　《百问》值得称赞的地方是紧跟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书中相当多的考古资料都是近十年来才发现或发表的，比如陕西蓝田上陈遗址的中国最早打制石器、甘肃夏河县白石崖洞石器和人类化石、山西夏县师村石雕蚕蛹、浙江杭州良渚古城水利系统、青海“2018血渭一号墓”吐谷浑王陵、河南开封北宋汴京城顺天门、四川眉山“江口沉银”遗址和甲午海战致远舰等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再如对于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原料来源的介绍，不仅有20世纪80年代认为主要来自新疆和田玉的旧认识，也及时补充了2015年—2016年以后才提出的主要来自甘肃、青海、祁连山及以东地区的新观点。

夏河县甘加镇白石崖风景　资料图

　　《百问》中对于众多问题的回答，并非机械地罗列各种考古发现和研究结论，而是有详细的历史背景铺垫，故事性强，并且与文献材料、古代诗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叙述引人入胜，可读性极强。比如，对于“谁是海昏侯”和“马王堆汉墓为何保存得如此完好”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就对海昏侯刘贺一生的经历和马王堆汉墓所属的长沙国进行了有趣的介绍。在回答咸阳城、阿房宫、汉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等相关问题时，则以关键的古文献记载作为引子。在回答唐代《井真成墓志》和胡人唐俑等问题时，书中引用古代诗词展示相应历史背景，起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

　　此外，虽然《百问》的主要目标读者是那些对考古学和古代生活好奇的人们，但是这样一部全面而生动的著作对于专业从业者而言，也并非可有可无。中华大地幅员辽阔，中国考古学的知识体系异常庞大，时间跨越数百万年。任何一个专业考古学者也不能完全掌握如此广博的考古学材料和成果。一般而言，从事史前时代考古的学者对历史时期考古关注就少一些，反之亦然。因此，专业考古学者读《百问》，亦能收到查漏补缺、增长见识的效果。比如，书中有关东汉以前纸张和唐代雕版印刷品的介绍，“买东西”的说法源自唐长安城东市和西市两个货物集散和买卖地的设置，吐鲁番交河故城“减地留墙”技术建造的生土城市，杭州雷峰塔初名“皇妃塔”等内容，于我而言，都是新鲜的知识点。我想，对历史考古学者来说，阅读书中史前部分内容如陕西蓝田上陈212万年前中国最早石器的发现时，或许也有同感。

　　当然，《百问》也并非尽善尽美。比如，从大的结构安排上看，第三、四、六章城市、墓葬和石窟部分是有关遗址和遗迹的，中间的第五章“特种考古”似乎有些割裂了遗址和遗迹部分。从具体内容来看，“特种考古”包含的水下考古、海洋考古、沙漠考古和计算机考古，与考古学概论性的内容联系更加紧密，紧接第二章“怎样做考古”似乎更合理。

　　此外，若干章名也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方式。第七、八章分别是“技术与文明”和“古代文化”。从问题涉及的内容来看，“技术与文明”一章主要包括石器、陶器、五谷六畜、丝绸、铜器、建筑、车、纸和瓷器等物质的叙述，这些的确与技术密切相关，但是关于“五谷六畜”以及新石器时代农业等内容的介绍，似乎又涉及经济层面的内容。而“古代文化”除了极个别问题外，主要内容是文字、书法、彩陶、绘画、雕塑和音乐等，这些内容只是文化的一部分。第七章“技术与文明”重点介绍的种种遗物，乃至城市、墓葬和石窟等章节，按照常规的理解，实际上也是物质文化的重要代表。因此，只将第八章内容以“古代文化”来概括，而将城市、墓葬、石窟以及重要技术产品以具体类别区分，就略显突兀。根据具体的内容看，第七章概括为“经济与技术”似乎更全面，第八章涉及内容基本可以被“文字与艺术”囊括。这样设计章名，或可更好地将全书构成一个界限清晰、分门别类的整体结构。

　　在具体的内容安排和叙述上，《百问》也有一些尚待完善的空间。比如，书中历史时期考古问题较多，有关史前考古内容较少。书中介绍了陕西蓝田上陈遗址最早打制石器的发现，但与之相关的中国最早陶器的成果则仍然使用的是“距今1万年左右”的旧认识，没有提及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距今2万年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1.8万年陶器的新发现与研究成果。至于叙述方面的瑕疵表现在个别问题的回答上，似乎没有“问题”，只有“主题”。

　　但是，瑕不掩瑜。《百问》覆盖面广、体系完备，紧跟考古最新发现与研究，叙述深入而生动，是一部理想的考古学入门读物。（陈伟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