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邦本

　　作为深耕田野考古与文献研究的学者，王仁湘的《中国史前饮食史》《饮食与中国文化》《中国古代人物图像资料》等系列著述，皆以灵动文笔诠释深奥学术，将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向大众娓娓道来，诠释了雅俗共赏的妙谛，堪称学术大众化的典范。此次他的新书《符号时代：信仰与早期中国》（下文简称《符号时代》），不仅延续了以往的风格，还带来一系列学术新见。

　　《符号时代：信仰与早期中国》，王仁湘著，巴蜀书社出版。

　　作为史前符号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凝聚了作者在“符号时代”领域半个多世纪的深耕成果，依托对全国各处考古遗存的熟稔掌握，通过缜密的考古研究与学术理论，从符号视角构建起对早期中国信仰世界的系统阐释，深入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及文化绵延的深层根源。

　　该书始终紧扣史前文明起源这一核心命题。首章“方圆之间”解析方圆图符象征的天地、阴阳世界观；次章“见日之光”揭示各类符号背后的太阳崇拜；第三章“四方神系”探索史前“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神符号对应的空间体系；第四章“合欢轮回”剖析寄托古人“平安快乐”“人际和谐”等美好情感希冀的图形符号；末章“众神之像”呈现史前神像建构的虚拟世界，以及它们背后的艺术和信仰。

　　该书在学术探索上，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第一，作者通过深入探究史前符号与信仰世界，为中华文明起源路径的形成提供诠释，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逐步汇聚成波澜壮阔的江河这一发展历程的认知。

　　该书通过考古发现，实证史前中国存在着一个符号时代。在文字出现之前，符号已经统领着一些特定区域的人群，并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范式。作者经充分研究指出，白陶压刻、玉石雕琢、彩陶描绘，构成三次史前艺术浪潮，留下了类同的神形。各区域先民依循相同的符号在信仰体系层面达成广泛认同，彼此相互理解，为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源源不断地注入精神动力。作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獠牙神面和八角星纹等在史前被大范围长时段认同，生动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在中华广袤地域间的交流进程中，符号承载并被用以传递思想、信仰、艺术，促使不同地区间形成文化认同，为融合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第二，作者凭借丰厚的资料储备，深刻阐释了史前时代孕育的华夏文明根脉，以及其与当今中华文明之间的脉络关联。作者洞察到商周青铜、玉器上的龙虎纹，实为早期阴阳观的具象化，可追溯至以庙底沟文化为代表的彩陶纹，以及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玉神像。

　　作者精细梳理的太阳崇拜体系尤其具有启发性。高庙文化“飞翔”的獠牙神面展现了人们对太阳的崇拜，而辐射中国西南地区的三星堆文明出土的青铜神树，更是将太阳崇拜的神话演绎得栩栩如生；在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上，出土的象牙上已经有双凤朝阳刻纹，与3000年前成都平原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相映成趣。

　　再者，寄托美好情感寓意、如今广为流行的中国结，其身影不仅浮现于汉代画像砖的合欢结图像之上，早在春秋时代的铜器纹饰中便已初现端倪，甚至在近6000年前的崧泽文化陶纹里，就已出现类似的编织图形。自西周以来，人们对同心同结的歌咏喟叹从未间断。

　　不同时空下，对以阴阳、太阳、合欢结为代表的古老信仰的坚守、认同与传承，凸显华夏文化根脉的坚韧顽强，彰显文明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这些源远流长的精神、观念至今仍深深浸润着我们的生活。

　　第三，作者立足思维与精神维度，开创性地解读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开拓了崭新的思路与方法。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是深化我们对中华文明认知的关键环节。相较于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古印第安等古文明研究，我们对早期中华文明精神与思维的剖析相对薄弱，而该书正是作者在此领域深耕探索的结晶。诚如作者所阐述，符号提炼是形象思维的结果，它强调象征意义，人类因信仰而创造符号，不仅传递思想、信仰，亦承载艺术内涵，人类智慧于符号的孕育与演进中持续升华。作者从早期中国纷繁复杂的符号与信仰世界中，提炼出五个紧扣人类生存发展的核心概念：象征地与天、阴与阳，构建出真实世界和虚拟宇宙的方圆图符；象征生命之源，为人类带来温暖、光明、希望的太阳符号；象征空间与方位，对应人类生产生活所依附的地理环境——天空、陆地、河海的四方神符号；象征美好期许，为人类提供情感支柱和慰藉的合欢轮回符号；象征人格目标，为人类带来精神支柱与勇气的神像符号。围绕这些主题，通过对考古资料、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和深入研究，作者从思维与精神的角度，对中华文明的形成等重大议题，展开审慎且具有原创性的阐述，填补学术空白，建树颇高。

　　文化是构成人类社会与其他生命世界本质区别的特殊表征，文明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而人类精神世界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创造物之一，就是内涵极其丰富而形式多元多样的具象—抽象符号和符号体系，不仅具有明确的形式，亦具有约定俗成的名称和意义，王仁湘称之为形、名、义。毫无疑问，作为文化发展高级阶段标志的文字，也是一种符号，而且是内涵最丰富复杂、表述最准确自如、识别力和传播力最强的符号系统，因而产生了最广泛广阔的认同度。因此，文字及其应用于记录人类社会信息，最早成为经典的文明时代标志。

　　然而，作者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立足于其长期研究史前和早期符号、成果丰硕的扎实基础，进而鲜明地提出：“文字的出现，一定与符号相关；文明的形成，也一定与符号相关。”尽管“史前创制的符号并不是文字，却具有准文字意义，甚至发挥了比文字更重要的作用”，并大胆推测“或许不久的将来对文明时代关于文字标准的定义也会发生改变，文明史的长度也会大大向前延展”，此说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符号本身就可以成为文明的标志。

　　总而言之，该书紧扣史前时代中华文明孕育诞生这一核心主题，以符号、信仰、思维为探索路径，展开独具匠心的研究。无论是学界同仁还是社会大众，都能从中汲取深邃持久的文明力量与丰饶醇厚的学术养分。

　　（作者系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