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　红

　　在传统戏曲领域，不同剧种间的移植是一种颇为常见的现象。与改编不同，移植通常并不涉及其他文体或文艺样式，同时移植也不改变原作的剧情、人物设定，甚至文字，而只是在语言、音乐、舞台呈现方式等层面进行转换，即在原作的基础上，用本剧种特有的方言、唱腔、程式来演出。当然，戏剧移植并非简单复刻原作，一般说来，成功的移植大多能基于自身的条件选择合适的移植对象，并在二度创作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优长，赋予作品新的面貌、新的特质，进而成就新的经典。

港版话剧《天下第一楼》剧照

　　从这个角度来看，2024年港版话剧《天下第一楼》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跨文化移植。我们知道，内地各省话剧团之间并不像戏曲那样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所有话剧团都用普通话演出，所以移植现象在话剧领域较为罕见，业界更习惯称之为重排。话剧《天下第一楼》作为北京人艺的传世之作，自1988年首演以来，内地似乎还没有哪一家专业剧团重排。其中原因，一是如编剧何冀平所说，因为希望保留北京人艺的经典版，她婉拒了内地很多剧院演出普通话版《天下第一楼》的请求；二是《天下第一楼》的创作本来就是专为北京人艺量身定做，与北京人艺的京味儿现实主义传统一脉相承，换作别的剧团很难达到北京人艺的水准。在不改变演出语言的前提下要想有新的突破，必须借助于某种异质，恰如戏曲移植离不开剧种的文化差异。何冀平后来同意香港话剧团排演《天下第一楼》，恐怕也是有鉴于此。

　　事实上，早在2000年，香港春天实验剧团就排演过粤语版《天下第一楼》，尽管该剧基本上照搬北京人艺的舞台处理，但仍得到香港观众的认可，被评选为第十届香港舞台剧奖十大最受欢迎作品之一。2022年，时值香港话剧团成立45周年，经何冀平同意，导演司徒慧焯再度将粤语版《天下第一楼》搬上舞台。与春天实验剧团的演出相比，香港话剧团排演的《天下第一楼》不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在二度创作层面融入了主创者自己的理解。剧本还是那个剧本，但舞美设计、舞台调度、人物塑造乃至一些细节的处理都有明显的变化。正如何冀平所说：“现代写意的舞台美术、扎实生活化的舞台表演、意味深长引人深思的结尾设计，都是此次排演的亮点。尤其是将烤鸭的烤炉，这个当年不准任何人靠近的禁区，从幕后搬上舞台，明火明厨，炉火焯焯，都是导演的心思和驰想。”该剧上演后大获好评，荣获第七届华语戏剧盛典“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及“最佳男配角”三大奖项。

　　2024年启动的内地巡演版变化更大。首先是舞美设计更趋写意，更富于现代意味。在2022年的首演版中，舞台上的福聚德烤鸭店仍是实体化的二层建筑，而巡演版则替换为由景片、隔断和灯光营造的虚拟空间。此外，终场时悬挂在福聚德大堂的对联“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时宜明月时宜风”，也改为能凭空破碎消失的水溶布制作，从而将对联的意蕴直观地呈现于观众之前，成为演出的一大亮点。其次，新的舞美设计也为表演提供了更为灵动、舒展的演出空间。在司徒慧焯看来，故事的呈现并不需要局限于一个实体的演出空间，而是演员用身体去“相信”场景，然后通过表演延伸到对文本、历史，乃至对剧场美学的思考与探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生活化的表演与传统戏曲的舞台处理方式，如一桌二椅、跑圆场等很好地融为一体，彼此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第三，便是何冀平应导演之请专为巡演版加写的一段戏。那是在第三幕临近结尾处，卢孟实与洛英（即玉雏）分手在即，二人谈到“霸王别姬”，心有戚戚。洛英宽慰卢孟实：“无论山高水深，我们寻平处坐，向宽处行。”文字虽然不多，却与终场时的对联互为映衬。既然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那就不妨看淡得失，宠辱不惊，如苏轼所说“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毕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与何冀平用来结束《天下第一楼》全剧的对联相似，洛英的那几句话也是有来历的，出自近代政治家、军事家左宗棠题于无锡荣氏梅园的一副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如果说“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时宜明月时宜风”两联与民国初年福聚德的生存境况十分吻合，那么“无论山高水深，我们寻平处坐，向宽处行”则体现了港人对当下社会处世哲学的一种感悟。司徒慧焯所言极是：“我是一名香港导演，当我用我的眼睛去看这样一间北方烤鸭店的故事，文化的碰撞已经发生了。”于是，福聚德的前堂后厨便多了几分江湖气息，原作中的商战成分得以放大，而编剧为“五子行”争取尊严之表现意图自然也就趋于弱化。

　　正是这种文化碰撞，或者说香港视角，成就了港版话剧《天下第一楼》的移植。无论是其超越地域隔阂，突出相合之处的创作理念，还是打破写实主义戏剧范式，代之以写意化的现代舞台景观，香港话剧团的确为内地观众奉上了一台别开生面的《天下第一楼》。其中以谢君豪为代表的一众香港优秀演员的倾情奉献，更是为之增色不少。从该剧在内地巡演所受欢迎程度来看，其与北京人艺版各有千秋，谓之一时瑜亮，似无不可。

　　不过，移植终归是移植，尤其是像《天下第一楼》这样具有鲜明京味儿的话剧，一旦换作其他方言演出，内容与形式能否完全兼容难免令人疑虑，更何况还有北京人艺的经典版珠玉在前。当然，“一个故事可以有一千种被讲出来的方式”，但并非每一种讲述都同样有效；莎士比亚的剧本可以译成不同的语言在各国演出，但最好的演出一定是在莎翁的故乡。本来移植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满足了特定地区观众群体的需求，戏曲如此，话剧也不例外。从春天实验剧团首次排演粤语版《天下第一楼》，到香港话剧团的再版，其初衷都是为了方便粤语区观众的理解和接受。这也是演出能在香港乃至大湾区获得好评的重要前提。问题在于，语言的转换必然会造成某些意义的缺失，戏剧台词尤为明显。即便将“算账”换成“埋单”以适应港澳观众的话语习惯，将“玉雏”改为“洛英”以避免谐音导致的笑场，也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真正弥补语言转换带来的缺憾。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市文联特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