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微

　　精神问题，被我们大多数人认为是成年病，是遗传病，是社会病，很少有人将孩子的一些问题视为精神层面上的问题。但实际上，很多孩子在成人的规训中，教条的要求中，以及对自己天性的否定中，逐渐产生了心理精神方面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大多被成年人无视、忽视，甚至蔑视，认为这是娇气，这是无病呻吟，最终为孩子的成长发育埋下了危机。

　　中国台湾地区儿少精神科医师谢依婷的《我们的孩子在呼救：一个儿少精神科医生与伤痕累累的孩子们》，就是一本让成年人“失语”的书。

　　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当代儿童青少年心理困境，也照见了成人世界的傲慢与迟钝。书中20余个真实案例，不仅是诊室里的诊疗记录，更是一场关于“如何倾听生命”的深刻对话。读者从中看到的不仅是病理与干预，更是一个关于“人的异化”的哲学命题——当孩子的心灵被压力、创伤和误解层层包裹时，他们如何通过支离破碎的行为语言，完成对世界的艰难诉说？

　　在传统认知里，儿童是未完成的、需要被规训的客体，但书中那些用血写日记的少年、疯狂剁碎黏土人的女童、手臂布满自残伤痕的少女，都在用极端方式宣告：孩子是完整的精神主体。他们的“问题行为”不是需要矫正的偏差，而是未被理解的存在。例如全书第一篇那个在公交车上被侵犯却无法呼救的男孩，他的沉默不是懦弱，而是对性别规训的无力“男生不会遇到这种事”社会要求男性必须阳刚，却从未教他们如何面对伤害。

　　这种文化暴力比生理创伤更致命，它让受害者陷入自我否定的深渊。谢依婷通过“热带鱼疗法”，让男孩在生物世界的单纯性中重建自我认同，这种治疗策略本身就是在挑战“人必须适应社会”的传统逻辑。

　　书中案例颠覆了主流心理学对“创伤”的简单归因。当四岁女童用玩具刀疯狂攻击黏土人时，成年人往往将其视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甚至会有些恐惧。但谢依婷看到了更深层的隐喻：黏土人的可塑性恰似儿童被随意塑造的心理状态，她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侵犯她，也不懂自己该如何反抗，而黏土在谢依婷的引导下，成为客体的代表，女孩通过对黏土的攻击引导负面情绪的排解，在日常的相处与原则的坚持中，逐渐让女孩走出来。

　　谢依婷的治疗智慧在于，她不做高高在上的解读者，而是蹲下来用孩子的语言重构对话系统：和初中生讨论手游攻略，与少女聊偶像周边，甚至用牙牙学语的方式和小小孩对话。这种“降维沟通”不是技术性策略，而是对少年儿童真诚的理解。

　　书中对家庭关系的解剖带着克制的悲悯。那个自残少女手臂上的伤痕，它揭示的不是单亲家庭的伦理悲剧，而是代际创伤的传递机制——母亲通过不断更换伴侣寻找情感寄托，女儿则通过自残复制这种关系模式。这种“疼痛的镜像”暴露了当代家庭的悖论：父母用物质满足替代情感共鸣，用监控取代信任，最终制造出最熟悉的陌生人。谢依婷没有停留在批判层面，而是给出建设性方案，将家庭视为“能量补给站”而非“行为矫正所”，为已经偏航的亲子关系提供了新的解法，调整印象中的关系认定。

　　书中非常小心对待孩子，避免用病症等医学术语代替理解，这就涉及“病耻感”的概念。第一病耻感来自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而第二病耻感则源于医疗系统自身的异化。当医生用诊断标准将孩子简化为“ADHD患者”“抑郁症”时，这种标签化本身就是二次伤害。谢依婷则始终保持着对医学话语的警惕，尤其是她所在的儿少精神科，虽然各种医学术语容易帮助医生下判断，但一旦这种判断已下，在医生和患者的心中就会层层固化这种判断，并不能真正理解它。在诊治雷特综合征女孩时，她没有用专业术语宣判命运，而是通过帮助母亲理解“罕见病不是孩子的错误”，重建了母女间的认知同盟。疾病不再是需要消灭的敌人，而是需要理解的生命状态，治愈才能真正发生。

　　书中的终极问题——我们究竟在用什么丈量孩子的灵魂？当教育沦为标准化生产线，当爱变成绩效指标，孩子们被遏制的天性成为长大的象征。谢依婷用她的经历告诉我们：或许拯救的开始，不是急着矫正什么，而是先学会说一句“我看到了你的痛，它值得被郑重倾听。”（王　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