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武霞

　　当AI在0.3秒内生成《富春山居图》风格的数字作品，当八大山人的笔墨意趣通过算法被精准复刻，传统中国画教学中的临摹训练是否已经过时？近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传移模写”展与浙江展览馆“稽古振今”中国画双年展的南北呼应，正以临摹为主题，向艺术界抛出尖锐追问——在技术革新与观念迭代的双重冲击下，“传移模写”这一延续千年的创作范式，该怎样存续？

　　构建中国画独特的美学基因库

　　回溯中国美术史，临摹被视为开启艺术之门的“黄金钥匙”。东晋顾恺之“迁想妙得”的美学理念，与南齐谢赫“传移模写”的理论建构，共同奠定了临摹作为艺术认知基石的地位。这种通过模仿经典重构视觉认知的训练方式，不仅锻造出吴道子“吴带当风”的飘逸、赵孟頫“复古出新”的雅致，更在历代画家的笔墨实验中，构建起中国画特有的美学基因图谱。直至20世纪，徐悲鸿、潘天寿等艺术教育家仍将临摹置于教学体系的核心位置，要求学生通过“对临——背临——意临”的递进训练，完成从技法掌握到精神领悟的双重跨越。

　　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传移模写”展现场，85岁的郭怡孮教授在其父郭味蕖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前陷入沉思。郭怡孮提及跟随田世光、俞致贞先生研习临摹的经历：“师长们面对真迹时反复揣摩、潜心体悟的场景仍历历在目。这些艺术经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老一辈教育者传递的不仅是技术要领，更是对传统的敬畏之心与对艺术真谛的深刻领悟。”郭怡孮说。

　　“在中国画教学中，临摹和写生是学习创作的两条关键路径，缺一不可。”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揭示了临摹的双重价值：既要学习古人的形制、笔法、气息和精神，又要突破固定模式，开辟新的发展路径。这种辩证思维贯穿于中国艺术史的临摹实践中。

　　临摹不仅是传统技法的“保存者”，更是艺术创新的“孵化器”：唐代宫廷画师对顾恺之等名家真迹的复制，留存了早期绘画的基因图谱；宋代徽宗时期院体画家通过临摹晋唐时期作品确立了工笔重彩的美学标准；近现代临摹则深度融入院校教学体系，形成独特的传承范式。如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十张大画”教学法和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的“临摹——写生——创作”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的成果，均在此次南北大展中得到系统呈现。可以看出，临摹还是教学范式的“记录仪”，完整保存着美术教育体系的发展轨迹。

　　从技法传承到精神对话

　　在数字技术浪潮席卷艺术领域的当下，传统中国画临摹教学正经历范式转换。这场变革既面临图像复制技术消解经典权威性的挑战，也孕育着重构艺术认知体系的机遇。如何从不同维度切入临摹教学的本质，共同构建传统艺术当代转化的理论框架？

　　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何家英指出，中国画不仅是语言表达方式，更承载着文化精神与生命归宿。“守正创新”的关键在于突破形似的表层模仿，深入挖掘绘画语言的内在规律。“画家对绘画语言的悟性至关重要，只有实践及认知达到一定境界，才能为其艺术发展奠定根基。”

　　如何实现这种精神对话？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加林提出，临摹古画必须深入分析画面内在的结构逻辑与创作意图，否则仅能习得表面笔法而无法领悟精髓。“古代山水画并非简单的视觉再现，而是基于中国人特有的认知方式与诗意表达创造意境。因此，学习传统山水画需要辨明画面处理的优劣，培养深层次的解读能力。”

　　如今，科技发展为这种深度解读提供了新维度。通过物质成分分析技术，可探究古代绘画的物料特性，在肉眼难及的微观层面，建立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内在关联，构建具有当代性的临摹认知体系。但中国画的复杂性在于它强调传承中的创新，古人通过临摹与变体向经典致敬，同时注入时代趣味与范式，这引发了传统母题与重构转化之间的深层对话。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丘挺强调，临摹的本质无关特定时代或题材，而在于把握物性与语言的内在关联，从局部切入打开创作视野。比如传统的造境智慧，体现在对题材的深度开掘、对材料的极致运用、对诗性意境的精准拿捏。教学需培养学生感知水墨品质的敏锐度，掌握精微的笔墨把控力，实现对不同绘画材料的自如运用。这种培养不是简单的技法堆砌，而是从人文、史学、材料、画法画理等多维度建构其对传统的认知，使传统成为当代探索的源头活水。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院教授、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徐累回忆了自己在南京艺术学院求学时的经历。他认为临摹是学习中国画的基础，学生时代应趁早夯实技法根基。他也特别提醒注意技术时代的认知误区：“高清图像让临摹变得容易，但也容易让人忽视对艺术作品内在逻辑的理解。临摹本质是‘文化解码’的过程，艺术家需在传统与当代语境的碰撞中，重新审视前人创作思路，最终形成具有个人印记的艺术表达。”徐累说。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雷子人进一步揭示现代科技对临摹的双重影响：“现代科技让学生可以轻松获取高清图像，使工笔临摹变成机械描摹，如小学生‘描图’般的摹写，虽然可复制出极为接近原作的摹本，但艺术家个体的收获远不及对作品结构和内在逻辑的理解。” 他强调临摹不仅是技法传承，更关乎艺术本体与创作关系的构建：“教学中应培养学生超越技法层面的观看力，通过推演作品生成逻辑，帮助艺术家构建个性化的传统数据库。”

　　在观察和解读中重构传统

　　当科技让高清古画图像触手可及，当博物馆成为开放的临摹课堂，不同院校的临摹教学正走出截然不同的路径。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原院长唐勇力强调，学院的临摹教学与故宫博物院、敦煌艺术研究院等专业机构的临摹复制具有本质区别。美术学院教育既需传承技艺，又要避免沦为“复制匠”，应超越技法模仿层面，旨在深化传统笔墨的内涵解析，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转化能力，以揭示临摹在传承中对个人悟性的培养价值及其对学生艺术发展的长远作用。“临摹作为一个学习的阶段性过程，能否对他今后的发展产生持续作用，这是教学当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到每个高校的临摹教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他呼吁建立全国中国画临摹教学的交流平台，推动高校教学经验共享。

　　郭怡孮则从课程体系建设切入，提议以临摹为突破口，构建“系统课程”。他提出，临摹需精选临本，结合美术史与学术史脉络，将零散的技法经验提炼为可传承的知识体系。“老师要把闪光点串成一条线，让学生在临摹一幅画时能够由浅及深，最终感知到一个完整的中国画的世界。”这种系统化教学思路，既延续了传统临摹的精髓，又赋予其现代教育的科学性，为学生搭建起从技法到文化的认知桥梁。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余辉的视角聚焦在一个常被忽视的核心：临摹的第一步应该是鉴定，只有明确作品的真伪及其在艺术史中的定位，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他表示，古代临摹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保存真迹，许多临摹作品因其高度还原性而被认定为真迹，而这给现代鉴定工作带来了挑战。例如，现代研究将《游春图》和《步辇图》认定为宋代摹本，但在当时却被视为真迹。“古人对经典的反复临摹不仅是对技法的锤炼，更是对艺术精神的深刻体悟。”余辉呼吁在临摹教学中加强与博物馆和艺术史界的合作，使临摹课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

　　临摹是让传统活在当下的钥匙

　　通过临摹，画家在历史长河中与古人对话，在程式与自由、形似与神似、传统与当代的张力中，不断激活中国画的生命力。临摹与创新的共生关系，正是中国画千年不衰的核心密码。

　　这一共生关系正在当代艺术语境中迸发新的生命力。2024年第四届“中国美术奖”金奖得主、广州画院专职画家罗玉鑫的创作实践印证了这一命题。此次她的参展作品《红云》，通过解构传统技法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一群色彩炽烈的火烈鸟。她效仿古人运用朱砂、勾勒线条的技法，结合现代造型和构成方式，并去除背景，使画面更加纯粹。“临摹不是包袱而是老师。”罗玉鑫表示，“我在技法上尊重传统，但是我的构图、题材、构思、画面呈现的是我当下的感受。”

　　这种创作路径得到了理论支撑。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副院长赵力提出临摹教学正经历“技术摹写——文化解码——观念转译”的范式转移。他强调临摹作为传统能量的集聚点，能够通过形式语言的解构与重组释放新的创新能量。结合神经美学研究，他探讨了艺术家在临摹过程中镜像神经元的激活机制，证明临摹不仅是复制，更是一种创造性的认知活动。面对算法主导的时代，他认为艺术家应在临摹中加入“反镜像思维”，即创造性的破坏，以此重构传统与科技的关系。

　　两场展览不仅展现了技术革新，更揭示了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路径。它们的隔空对话最终指向一个共识：在数字时代，临摹不应是故纸堆里的考古，而应成为连接传统与未来的密钥，让千年文脉在解构与重构中生生不息。正如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余旭红所言：“稽古振今的当代意义，在于通过传统研究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这正是中国画的自新之道。”（邱武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