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磊

　　2024年1月24日，史学大家戴逸先生离开了我们。翻读林健著《岁华谈笺录:“铁一号”红楼与戴逸先生》感想良多，遂落笔为念。

　　作者林健与我，以及戴逸先生的长子戴寅，我们都是上世纪60年代北京府学胡同小学的同学，林健和戴寅又同住“铁一号”（铁狮子胡同1号，现为张自忠路3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俩人自幼便是好朋友，戴逸先生与林健父亲又同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和同事，是亲如一家的近邻。那时“铁一号”有个后门，直通府学胡同，院里的孩子放学后常常都从这个后门回家，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也常从这个门溜进去，到大院里去戴寅家玩。得益于家学之厚，林健和戴寅都极会讲故事，尤其是历史故事，还有戴寅家的那些“小人书”，都引得我们不少同学喜欢聚在这里。对于从小好学好问的林健来说，戴家也成了他历史知识的启蒙之地。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叙述的起点，1970年。印刻在作者心中，并通过他的文字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铁一号”红楼里那张总挂着微笑又可亲可敬可信赖的面孔，那是“从小看着林健长大”的父辈和邻居的戴逸叔叔——我们私下里称之为“老爷子”。当这位“老爷子”为从东北兵团跑回京城直接投奔他家的作者做了一碗汤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两人的忘年之交。他为作者赎回偷偷送到当铺的手表，拿出自己几乎当月的全部工资给了要回福建老家的作者，还让他带上了一部《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希望他能在这个读书的年龄，“没事的时候读读书”。这就是那个年代的“老爷子”。这一组看似家常的叙事，不仅为读者交代了作者与戴逸在那个特殊年代建立起的特殊关系，也为本书标出了“铁一号”红楼这条主线。

　　笺，书信也。书信在那个年代不仅是主要的异地交流工具，也是传播信息和思想表达的主要途径。本书的第二部分就是作者与戴逸的“两地书”。一地是作者落脚生存的福建老家，一地就是“铁一号”红楼，后又是江西“五七干校”。林健收藏了戴逸写给他的36封书信。这一封封信笺，从罗列书单、讲解如何读古文，到介绍中国历史书籍种类、体裁，推荐初学者如何读《史记》《资治通鉴》；又从“读史书要串起来读”，写到“读书忌师心自用，又忌墨守成规”。从精炼地讲述汉朝与唐朝的历史，又写到“搞历史，博与精的关系尤其重要”……这些书信少则上千字，多则有万余字，以致书中也无法全部详尽引用，只选择了书信中作者认为最主要和最应该读到的内容，而这已足够让读者，尤其是想入门历史学的读者好好理解体味，即便是有了史学基础的学子也会从中大有感悟和收获。我忍不住想摘录一段书信，这是先生在某日同一天写过一封信后又接着写了另一封信：

　　“写了上封信，再想想，我介绍你读《史记》《资治通鉴》，虽然只是两部书，但篇幅很大，共几百卷，恐怕太多了。想选一些，手头无书，也不记得其中具体篇目。《史记》一书中可先读如下一些：本纪中的项羽和高帝（刘邦），世家中的孔子、陈涉、萧相国、留侯，列传中的管鲍、商君、范雎、信陵君、屈原、廉蔺、孙武吴起、田单乐毅、孟尝君、春申君、老庄、伯夷叔齐、刺客、货殖、淮阴侯、魏其武安侯、张耳陈余、苏秦张仪、李将军（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八书可暂缓。”（第57-58页）

　　之所以引述这段信笺原文，是我每读到此处，总感觉像极了相声大师们的“贯口”功夫。这段文字就是大先生们的童子功啊！就像脱口而出那样，想到便能写出，文字如同从烂熟于胸的知识库中自然流淌出。要知道，这可是在那间猪圈旁漏雨的小屋，先生伏在自制的小木桌上提笔写就的。难怪作者至今还将这些书信看作是36份“史学教案”，也当作是36课有案无书的历史学教程。

　　我想，在读那些信的时刻，作者的眼里和心里，“老爷子”已然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先生”，教书育人早已化作了天职，虽然当时的学生仅有作者一人，而且只能“函授”。就连当时一起读过和借阅过这些信的作者的亲戚长辈们，也都不无感慨地说：“这些信不是一般的信，这是一位身陷困境的大学问家对你倾囊而出的珠宝，信中展露的是一片灿烂星空。”（第84页）就是放在今天，这些信笺依然有着难得的学以致用的价值，它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同样“难得”与“宝贵”的是本书的另一个“内核”——谈话录。

　　林健在本书开篇就道出，此书源于戴逸先生曾与他的五次谈话，每次长达三四个小时。“谈话内容都是先生对清史的系统阐述和他70年治史的理念。这些内容，很多都是目前史学界的大问题，更是清史研究中重要的新观点、新概念。”作者将这些谈话做了详尽记录并保存了下来。戴逸生前曾希望作者能将这些谈话整理出来形成一部书。看来，先生很看重这些曾经的谈话。对先生之托，作者自不敢怠慢。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岁华谈笺录》，就是作者倾心聚力、反复斟酌、几经修改、不负重托的玉汝于成之作。

　　我们知道，无论是学者还是作家，往往会在无拘束的谈话交流中激活潜隐于思想深处的想法观点，又不时地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先生这五次谈话，时间都不短，可想而知，这其中有多少是对早已深思熟虑、成竹于胸的学术观点的重新梳理表达，又有多少是被激活的“灵光再现”的思想火花。在书中，作者将这些谈话记录作了既有集合又有发散的整理。集合于戴逸两部专著《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及《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9卷本），发散于涉及其中又延伸于外的许多精辟的史学论点和重要历史细节。诸如：中国两千年来农业定居社会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斗争在清朝时期结束的原因和后果是什么？近代民族国家的定义是什么？近代国家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长久传统的延承等等。

　　在戴逸等身的专著与主持编纂的卷帙浩繁的史籍中，他20世纪70年代领命研究撰写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和90年代领衔主持编著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是先生视为影响其大半生清史研究的两部重要著作。前著不仅为我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成为先生从中国近代史踏进清史研究领域的开端之著；而后著则将18世纪中国历史的坐标与世界史同步，改变了以往中国史与世界史分割与孤立研究的习惯，开创了将中国史，尤其是清史研究放在世界发展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并作比较研究的先例。因此，这部9卷本巨著得到国内外学术界认可，并被国外学者称为“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我钦佩林健兄的有心和用心，将这些谈话作了详细记录，精心整理，深入解析。从中我们能读出戴逸作为史学家自觉的责任担当和作为大学问家应有并具备的眼光。

　　篇幅所限，无法将这些精彩谈话在此“剧透”。但谈话中那些我未曾知道的史实和细节，让我读来津津有味，兴趣盎然。能想象到吗？当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康熙帝派出的谈判使团竟有800人之众，除两位朝中重臣（国舅索额图和议政大臣佟国纲）及两名传教士（翻译和协调人）作为谈判代表，其余都是后勤运输与护卫，浩荡的使团后还跟着2万多头驼马牛羊，这是作为使团的运输工具和食物而配备的。在七个多月的艰难行程中，有四个月是在荒漠中跋涉，不仅面对风沙蚊虫，每天还要靠挖井取水供使团的人和牲口饮用，而吃食竟是用马粪烧烤、近乎生啖的牛羊肉……在我眼前，这已不是谈话录中的文字，而是栩栩如生的画面。

　　这样的历史细节，在本书的信笺内容与谈话录中比比皆是，正如作者在解读先生治史的理念时所总结的那句话：“挖掘历史细节越多，离历史的距离就越近。”即使在最后一部分，作者介绍他所知道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前后，戴逸如何在耄耋之年团结组织起全国范围内的2000多位历史专家学者队伍，历经20载，完成中国百年来的一次重大文化工程，也是通过许多“细枝末节”来呈现其过程的。因此，我们从中看到了，在已完成的新修《清史》送审稿总计103卷、105册、3200余万字的背后，还有那些无法详尽统计的上千万件（卷）、几十亿字的历史档案文献、海外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影印编译以及数字化保存等等难以想象的浩繁艰苦的工作。此时，我真正理解了先生在承接这项将流芳久远、泽及后世的伟大文化工程之初，那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真实心情。

　　本书的写法极具可读性，五个部分正隐喻着先生同作者在三个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三种身份：一是“铁一号”红楼亲密近邻与父辈关系中的“老爷子”；二是机缘巧合有幸成为唯一导师“函授”唯一学生的“大先生”；三是作者的人生原点成了驿站又回到原点，先生仍以忘年之交畅怀阔论，不隐不讳，乃“真司马”也！

　　读罢此书，又掩卷而思，让我想起了清人秦之本的那句“榆荫硕且密，披襟待薰风”的诗句（《仲夏抒怀和陶公五月旦作韵》）。林健兄曾幸运地在戴逸先生的呵护与独享教诲的“榆荫”之下，又能幸福地与先生“披襟”畅谈所思所想所学，但他并未独享私藏，而是将全部所得，倾心、倾力、倾情地写成了这部《岁华谈笺录》，从而让更多的读者能领略戴逸先生的为人治学之道，“薰沐”先生的大家德馨之风。（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