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陶磊

　　20世纪40年代末，出身江南的范国粹与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怀揣艺术热情，从上海启程前往巴黎学艺。不同于浪漫化的“艺术朝圣”叙事，范迁的长篇小说《惊鸿》以冷峻笔触还原了这群青年艺术家的生存困境：他们栖身于阁楼画室，以波西米亚式的自由对抗贫困与孤独；他们游荡于塞纳河畔、蓬皮杜广场，在博物馆与咖啡馆中汲取灵感，却始终挣扎于世俗成功与纯粹艺术的矛盾中。中国社会巨变的前夕，所有人的命运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时代的洪流。范迁将江南文人的诗性传统、巴黎波西米亚式的艺术狂想，以及东南亚古国的神秘意象熔铸一体，书写出一部关于艺术、爱情与生命哲思的史诗。

　　作为画家转型的作家，范迁以绘画的笔触将视觉艺术的空间感融入文字，使小说兼具影像的流动性与绘画的凝滞感，也将人物的漂泊轨迹嵌入了历史巨变的罅隙，绘成一幅跨越时空的精神图谱。这既是对艺术精神的祭奠，也是对生命之沉重与虚无的双重咏叹。《惊鸿》延续了范迁对“存在”的追问，但相较《锦瑟》中无名知识分子的浮沉，本作更关注艺术家的精神世界。正如作者所言：“生命所有的意义就在活着的一刹那，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做一只瞎眼的小猫，做一只惹不得的老猫；做一个贫穷但随心所欲的艺术家，做一个一事无成但参透生命真谛的人。”这一主题贯穿始终，也是解读小说的关键所在。

　　范迁将艺术家的坚持比作“不得志的苦行者”，强调其献身精神的纯粹性；而《惊鸿》的核心矛盾，就在于艺术理想与生存现实的对立。主人公范国粹与几位江南青年远赴巴黎学艺，实则以艺术为摆渡，试图在动荡的时代体认自我的存在。然而，巴黎这座艺术熔炉既是天堂也是炼狱：塞纳河畔的咖啡馆、蓬皮杜广场的街头画家、罗浮宫的传世名作……无不昭示着艺术的崇高；而阁楼画室的贫困、疾病的侵蚀、世俗的冷眼，又让这群“波西米亚灵魂”沦为时代的弃儿。范迁揭示了艺术创造的悖论：唯有在孤独的艺术圣殿和污浊的精神泥沼中，才能绽放出最美的花朵。

　　范国粹的绘画生涯充满坎坷，最终在贫病中离世，至死未获世俗认可。而这种“未完成的伟大”恰恰印证了艺术的真谛——创造的意义不在于结果，而在于“无论能否攀登到顶峰，只为在空虚的世界里，用一个个脚印，敲出自己人生的回音”。

　　爱情在小说中并非浪漫的救赎，而是与艺术同构的消耗性力量。范国粹与赵承曦的恋情始于江南烟雨中的“惊鸿”一瞥，却在巴黎的生存压力下支离破碎。赵承曦因家族变故流落巴黎，被迫辗转于不同男性之间；范国粹的艺术追求则逐渐走向孤绝，他沉溺创作而无视身边不离不弃的樱之，最后因疾病和贫困耗尽生命。“人生怎么会错得这么厉害？”这种错位的宿命，既是性格使然，更是时代碾压的结果。

　　范迁对爱情的刻画充满冷峻而格外真实。爱情与艺术一样，成为解构人生的媒介，最终导向对存在本质的叩问：我们为何要去爱？小说给出的答案便是：爱，就是在生命的虚无中刻下最深的印记。

　　小说的时间跨度与空间位移构成宏大的历史图景。江南书生的出走、巴黎学艺的艰辛、高棉古国的游历，构成一幅“地壳板块大漂移”般的史诗景观。主人公的流徙轨迹，构成一个不断扩大的离心结构：江南的粉墙黛瓦是哺育他们的文化母体；巴黎的咖啡馆是文化碰撞的角力场；而吴哥窟看似精神归宿，实为指向虚无的文明废墟。这种空间移动不仅是物理迁移，每一次迁徙都在剥离主人公的文化身份。

　　同时，范迁试图通过微观个体的命运，挑战宏大历史的叙事“霸权”。他放弃了革命年代的澎湃激昂，转而以沉思者的视角凝视历史的废墟，使个体的微光得以在时代洪流中彰显。范迁对历史的态度兼具疏离与悲悯：“范国粹们”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叛逆者，而是“历史汪洋中的砂砾”。他们的挣扎与妥协、希望与幻灭，共同组成了时代的真实质地。从开篇的赴欧航船到《梅杜萨之筏》，书中反复出现“船”的意象。人类始终在命运的怒海中漂泊，艺术是唯一的浮木，却注定无法抵达彼岸。

　　范迁的海外经历与画家身份，为《惊鸿》注入了独特的文化视角。他坦言巴黎的游学经历“塑造了我的艺术观”，而小说中的波西米亚生活正是其青年时代的投射。这种亲历性使作品摆脱了异域想象的窠臼，呈现出赤裸的真实与诗意的艰辛。

　　相较于《锦瑟》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全景式描摹，《惊鸿》更注重精神深度的开掘。从“完成普通生活”到“自由做自己”，范迁的创作完成了一次从历史控诉到哲学升华的跨越。小说中的“墓地”与“死亡”意象反复出现，却非消极的虚无主义。正如书末范国粹的遗言：“有一天我们会再次相见。”那些因艺术与爱受到的损耗，终将在超越性的时空中得到修复。对于尼采式的永恒轮回的信念，为个体的苦难赋予了超越性的意义。

　　范迁的写作提醒我们：真正的艺术从不回避生命的荒诞，而是在荒诞中寻找美的残片。正如惊鸿落羽，即便注定坠入尘埃，也要以最美的姿态划过天际——这或许正是艺术与生命共通的终极尊严。

　　《惊鸿》是一部拒绝答案的小说。它不提供救赎的承诺，也不沉溺于哀婉的抒情，而是以冷峻的笔触剖开艺术与生命的本质：一切意义皆如“惊鸿踏雪”，转瞬即逝却又重若千钧。那些在巴黎街头游荡的灵魂、在画布前燃烧的激情、在历史夹缝中挣扎的个体，共同奏响一曲关于存在的挽歌。《惊鸿》之所以撼动人心，正在于其拒绝提供廉价的救赎，拒绝将“失败者”包装成悲剧英雄。当其他作家还在用“苦难升华”的套路抚慰读者时，范迁执意将艺术与生命还原为最本真的状态——充满污垢、疼痛，乃至虚无。但这恰恰构成了另一种美学——将生命本身塑造成一件拒绝被阐释的艺术品。在这个意义上，《惊鸿》又是一曲献给所有“失败者”的安魂曲，它足以证明：在意义的废墟上起舞，本身就是对虚无最壮烈的反击。（陶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