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昭炜

　　独体内在追求的是成仁成圣、彻底净化心意，具有人类终极追求的意义。成人无须神的帮助或参与，《人谱》总体表现为一种世俗化的、自主性的、个性化的道德伦理学。《人谱》成人之学有助于中国哲学在国际哲学对话中挺立主体性。

　　《人谱》是明末大儒刘宗周的核心著作，是成人之谱、学做人之谱，为学者提供成人的方法，明示具体步骤，从微到显，面面俱到。作为宋明理学的殿军，刘宗周是继王阳明之后思想最有创见的理学家，承接王阳明诉诸内在的道德良知挺立道德主体，刘宗周的哲学创见在于意的探索，并在“意之所存”处挺立道德主体。因此，《人谱》证人的第一目便是戒慎——“凛闲居以体独”，独体的内化形式便是“意之所存”，并由此扩展到卜动念、谨威仪、敦大伦、备百行、迁善改过。

　　《人谱》的成人之学产生于中国近世社会，与汉代重视天人感应、谶纬的儒学不同，中国近世儒学具有人文化的特点，更关注世俗化的人，这些特征都有别于西方宗教神学。在现代全球世俗化趋势下，如查尔斯·泰勒的《世俗时代》（2007，中译本上海三联2016）中所论述的，西方正经历神学世俗化的转变；而在17世纪中叶创作的《人谱》较早树立了世俗化成人之学的典范，通过自我提升、自我审察，追求在世俗世界证成道德伦理完备的人，相当于“能够挺身接受制定我们自身生活的法则这一挑战”，而不必借助他者的恩典与救赎。当然，《人谱》不仅从学理上探索成人的可行性，而且基于刘宗周本人长期艰苦体证，以及与学友组建证人社共同证人的实践经验，具有现实性、切近性、可操作性等特点，亦具有前瞻性的国际哲学视野。

　　鉴于刘宗周的精深学问、证人实践，以及他静气如山的人格气象、忠介的品德、杀身成仁的气节，还有从祀孔庙等原因，《人谱》在清代、民国广为流传。牟宗三的《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寂寞中的独体》等极大推进了刘宗周心性、独体思想的深度研究，如提出宋明理学的五峰蕺山系，与程朱理学系、陆王心学系形成三足鼎立的宋明理学思想格局。杜维明尤其重视《人谱》，并以之为他与其他文明思想家对话的重要思想资源。他将刘宗周的思想视作哲学人类学，其追求是“认识、实现自身真正的主体性。真正的主体超越了私欲的限制”“是朝向至善的充满活力的运动”。

　　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独体是通过与他者的关系中判析出来，从伦理道德关系中抽离出来；而《人谱》追求的独体源于天地人的秩序，在天地人秩序中，独体具有配天、与天地参的宏大追求，并由此追求激发向善的强大动力。独体内在追求的是成仁成圣、彻底净化心意，具有人类终极追求的意义。独体的自主性、独立性、内在净化性显示出人可以成为道德伦理的主宰，成人无须神的帮助或参与，《人谱》总体表现为一种世俗化的、自主性的、个性化的道德伦理学。

　　个体化的伦理主体如何与以公共伦理为主导的西方伦理学对话

　　《人谱》以独体为成人的起点与基础，独体属于个体化的伦理主体。个体化的伦理主体如何具有公共性，如何与以公共伦理为主导的西方伦理学对话？要回应这些问题，需要追溯独体的根源。

　　《人谱》的独体基于道德主体确立，其终极追求是最高的善，也就是以至善为目标，以成人为追求。“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成人也就是成仁，成就儒学之仁的核心价值，因此，《人谱》成人之学追求儒学最高标准的仁，以最高标准来衡量，成仁或至善的追求都具有公共性。在实现目标与追求的过程中，独体具有主动性、能动性与活力，独体不仅是公共道德伦理规范的遵守者、践行者，而且是道德典范的树立者。个体道德伦理典范的塑造可以感召更多典范出现，并带动其所涵盖的伦理群体进入成仁、至善的追求中。

　　如果以独体的成人之学与在世界哲学有广泛深远影响的德国古典哲学做对比，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康德道德伦理学通过实践理性批判与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构建道德法则律令，倡导遵循普遍的道德法则去行动，根据道德法则审查道德行为。康德道德哲学的优势在于确立普遍的道德法则，有助于现代公民道德共同体的形成；相对于《人谱》的成人之学，则属于被动性的、约束性的遵循道德法则，缺乏内在道德主体的确立与主动参与。从成人之学考量，如约安娜·库苏拉迪（Ioana Kucuradi）指出：“康德没有明确区分作为物种的人类和作为个体的人，这就导致了某些误解。”《人谱》是基于作为个体人的独体出发，由此导致了与康德道德伦理学在起点的差异。

　　从目标追求来看，《人谱》成人之学追求道德典范的树立，故目标最高；《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是对一般人道德伦理实践的普遍性要求，故要求较低。从两者的一致性来看，若要提升普遍性道德要求，必然要求道德主体能动性、主动性的激活；同理，树立成人之学的道德典范，也必然要符合普遍性的道德要求。由此，两种道德伦理学又相通互补，可以在对话中相互加强。

　　既具有性善论的内核，又有与性恶论对接的理念

　　《人谱》的国际化视野还在于刘宗周对于传统儒学人性论的新发展。传统儒学的人性论是孟子的性善论，阳明学承此发展出“个个人心有仲尼”“满街都是圣人”等思想，在大范围传播推广儒学成仁成圣之学时，也导致了泛化、荡肆等问题。同时，西方宗教在明季传入中国并发生影响，如何杜绝性善论的泛化、如何捍卫儒学的主体性，这都是《人谱》创作过程中要思考的问题。

　　与中国儒学主流的性善论不同，《人谱》反复强调“通身都是罪过”，并以此作为成人之学的出发点。刘宗周更关注人性的现实性，由此偏斜于荀子的性恶论，甚至有回应西方宗教原罪论刺激的倾向。张灏提出的幽暗意识亦与此有关，如其所论《人谱》表现的罪恶感：“宋明儒学发展到这一步，对幽暗意识，已不只是简洁的映衬和侧面的映射，而已变成正面的彰显和直接的透视了。”《人谱》的性恶、幽暗意识等思想有助于与西方哲学宗教思想对话，这亦是《人谱》具有国际哲学视野的重要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人谱》并未因“通身都是罪过”而诉诸外力救赎原罪，而是要在幽暗意识中看到光明，以此显示成仁成圣的艰巨性，防范阳明学泛化、荡肆的流弊。以“通身都是罪过”为起点，成人之学充满挑战，这要求独体的能动性足够强，活力充满，在“意之所存”处找到具有准确道德指向的指南针，才有可能冲破幽暗意识的笼罩，学以成人。刘宗周对“意之所存”的道德指向具有坚定的信念，这是更深层次、更内化的性善论，以此在心意层次确立起儒学性善论的道德主体。《人谱》既具有性善论的内核，又有与性恶论对接的理念，以此有利于打开儒学人性论的国际视野；同时捍卫并挺立儒学性善论的主体，彰显人性的光辉，有助于中国哲学在国际哲学对话中挺立主体性。

　　有鉴于刘宗周在宋明理学殿军的特殊重要地位，《人谱》成人之学在亚洲儒学圈（尤其是东亚）具有广泛且深厚的基础。从世界范围内的哲学宗教来看，伴随着世俗化进程以及世俗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大宗教面临着在坚守自身传统独特性基础上，在道德伦理层面如何成人的问题。思考这一问题，既有利于世俗化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文精神的登场。《人谱》前瞻性地将儒学归结为成人之学，并对于人的道德伦理发展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与实践方法，这有助于在国际哲学视野下保持儒学的世俗化成人之学的优势，并与其他文明的成人之学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借鉴，促进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在世界哲学舞台展现中国成人之学的经验与特色。

　　《人谱》总体上属于道德伦理的成人之学，道德伦理是人发展的重要维度，但并不是惟一维度，现代社会成人之学需要结合“政治生活的人”“经济的人”“社会的人”“审美的人”“自然的人”等维度。新冠疫情之后，世界哲学的新发展更关注人的幸福、人的健康、人的权利等，《人谱》成人之学若要继续其引领世俗化的优势，需要结合时代的新特点、世界哲学的新动向，与成人之学的其他维度协同发展，比如不仅要关注人的道德伦理主体挺立与心意层次的性善，亦须兼顾人的欲望适度满足，以此充实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不仅要关注个体之人的道德发展，也要兼顾人的公共关系伦理道德；不仅要关注个人的性善，而且也要兼顾公共正义等。当然，伦理道德维度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如果这一维度失守，必将造成其他维度的塌陷，这更显出《人谱》之学仍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