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谷立立

　　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是诗人，是小说家，也是读者。谁都不知道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他是不是早就把自己书房里的书统统打包进了行李箱，如此随身携带，一路走来一路阅读？否则，随笔集《在地狱阅览室里》就不会显得如此厚重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次简单的写作。它就像波拉尼奥对其一生创作的总结和反思，是他为身后这个世界开出的一份沉甸甸的清单。这意味着，30年来，他在创作诗歌、小说的间隙，持续不断地阅读书籍、接受采访、撰写评论，才有了这些充满着强烈爱憎情绪的文章。

　　套用毛姆“作品即人”的观点来看这本书，我们似乎不难得出“阅读即人”的推论。毕竟，波拉尼奥从来不会因为外界的声音轻易改变自己一以贯之的文风，哪怕在生命的尽头，他不得不四处迁徙，渐渐远离了他出生、长大的拉丁美洲。但事实上，谁都不能为《在地狱阅览室里》做出简单的评判。它是如此庞杂，囊括了诗歌评论、散文随笔、文学批评、对话访谈等诸多内容。就像波拉尼奥自己，集多种身份（诗人、作家、病人、读者）于一体，有时愤世嫉俗，有时激情洋溢，有时沉默寡言，有时滔滔不绝。

　　如此一来，就有了两个分裂的波拉尼奥。一方面，他言辞犀利，嫉恶如仇，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尽管他很清楚“向艺术领域的装模作样发起的斗争，几乎总会演变为针对社会关系中的虚情假意的斗争”，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意志坚定地维护内心深处这片仅存的净土，向那些厌恶的、反感的、装腔作势的、毫无存在价值的“美洲纳粹文学”发起有力的攻击。另一方面，他又是温柔的、深情的。与所有经典文学的资深粉丝一样，波拉尼奥对经典作品、前辈作家有着一种“不可理喻的热情”，既从不吝惜他的赞美，更不止一次地呼唤他们的名字。

　　因为正是有了这些作家，他才能抛开愤怒，向着理想中的“天堂图书馆”靠拢，哪怕他很清楚彼时的拉美文坛早已深陷在前所未有的卑劣处境中，似乎不用“地狱阅览室”就很难表达他内心的愤懑。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他笔下会有那么多高频词：整本书中，他提到了22次科塔萨尔、35次聂鲁达、43次略萨、78次博尔赫斯。而每一次提起，波拉尼奥的笔下都带着难以言喻的激情。似乎只要一想起这些名字，他身边这个黯淡无光的现实世界就会被彻底瓦解，迎来一丝难得的光亮。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波拉尼奥性格上的反差？套用墨西哥作家豪尔赫·博尔皮的话来说，《在地狱阅览室里》呈现出一个声势浩大的波拉尼奥军团。他把他一生的写作分散打乱，以碎片化的形式与他笔下作品的主题形成了巧妙的呼应，进而融合为这部厚厚的随笔集。“片段、腹稿、草图、概略，它们是行动所依据的理念或有关未来的省思。一间在我们的眼前敞开的实验室。波拉尼奥用以排除万难、榫接巨著的原料。”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忘记波拉尼奥自己。很难说，他对自己究竟有着怎样的评判，但从他笔下的句子中似乎不难看出他内心的诉求。比如智利作家佩德罗·莱梅贝尔，以通常的眼光来看，他是失败的，但波拉尼奥坚信，他没有失败。他的作品流露出某种由文学赋予的令人心酸的胜利，“当从前那些蔑视他的人纷纷落入深沟的时候，佩德罗·莱梅贝尔仍将是天上的一颗星”。这样的描述同样适用于波拉尼奥自己。很多时候，他就像一颗遥远的星辰，高高地挂在异国的星空下。这样的人生无疑是艰辛的，但这样的人生又为他带来了另一种视角：只有远离智利，他才能真正看清它的样子。

　　于是，在《看不到出口的走廊》里，波拉尼奥谈到了自己多年以后重返智利的情形，“时隔25年，我回到了智利。街道看起来其实还是一直以来的样子。智利人的面孔也是老样子。这意味着要命的无聊或疯狂”。或者说，这个国家就像一条“看不到出口的走廊”，它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向世界展示它的笨拙，“在明明可以飞翔时执意沉陷，在无可挽回地沉陷时决意飞翔，偏爱血腥的悖论，有着精神分裂式的反应”。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大多数智利人都有“一张神情极其严肃的、忧心忡忡的面孔，一张仿佛正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的面孔，一张在几秒之内画风从塞尚过渡到毕加索又从毕加索过渡到巴斯奎特的面孔，一张我们这个走廊式岛国的居民的常见面孔”。

　　这些面孔传递出某种潜藏在智利人骨子里的基因。他们“安静而沉默”，始终用双眼“注视地面、仿若飘浮在一片虚幻的深渊之上”。换言之，“就好像机场是海市蜃楼，我们所有人都悬在空中，某种虚无奇迹般地或说宿命般地支撑着我们，它向我们索要一份神秘或说不可言喻的贡品，一份无人愿意偿付却也无人明说不愿偿付的贡品”。显然，波拉尼奥并不属于智利。在他看来，生活在这个国家不会有未来，因为未来就像“一扇金属车库门轰然开启，既不干净也不谐调”。好在，他的思想和灵魂，早就跟随他的脚步，远远地离开了那片遥远的大陆。他从不虚无，反倒从太多漂泊不定的同辈作家身上，清晰地辨认出自己的影子。

　　比如在《罗德里戈·雷伊·罗萨的笔锋》一篇中，他这样描述这位危地马拉作家：“我喜欢这样想象他：没有固定住所，没有畏惧，是路边旅店的常客，身处热带的公共汽车站或混乱无序的机场中，带着他的笔记本电脑或一册蓝色封面的小本子，在那里面，各种使他好奇不已的事情，他昆虫学家般的胆魄，徐徐展露。”同样，在名为《在地狱阅览室里》的文章中，波拉尼奥向他倾慕已久的西班牙诗人莱奥波尔多·玛丽亚·帕内罗抛出了橄榄枝。在他看来，帕内罗的诗作《纳西索斯》呈现出一种极端的写作方式，“孑然一身，无所依傍，在一场即兴音乐会上从头至尾讲一个故事，故事里侦探小说的主调和一个女人的死亡、一个朋友的死亡、一个梦的死亡彼此交错”。

　　此时，无论是罗德里戈·雷伊·罗萨，还是莱奥波尔多·玛丽亚·帕内罗，甚至是博尔赫斯，就都成了他的同路人。他和他们一样，有着高度的精神契合，都是“路边旅店的常客”，又都以自己的笔不厌其烦地再现出某种“孑然一身，无所依傍”的人生，却从未放弃自己对文学的追求、对自由的渴望。就像波拉尼奥所说，他们都来自位于地图边缘的小国家，又都是“活得肆意”的人，既能“将朴素低调与张扬怪异结合在一起”，又能将“理性冷静和古怪反常结合在一起”。于是，写作就成了他们共同的归宿。因为只有全身心地沉浸在文学的世界中，他们才能远离喧嚣、芜杂的现实世界，随性而为，找到内心的安宁。（谷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