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嘉辉

　　苦难叙事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质，但最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托钵记》的叙述则隐含着一股诗意化的气质。汪泉在回忆《托钵记》的创作过程时说道：“文学是让人活着的，是让人得到希望的。”托钵——在世俗的眼光中，被视为是一种最肮脏卑微的乞讨行为，但作者从这一行为出发，使托钵上升为一种境界，透过卑微看到人性中最光辉最灿烂的曙光。

　　作者汪泉凭借西北与华南地域的多层成长经历，将甘肃的乡土文化与广州的城市景观结合，完成了南北文学的交融互鉴。继小说《阿拉善的雪》《白骆驼》《随风而逝》等作品引发关注后，《托钵记》延续他对边缘人物的深度关怀，以当代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为切入点，在对九个相互独立又彼此串联的故事的叙述中，为小人物立传，书写时代的另一个侧面。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由此可见，作者心中对苦难有着与世俗不同的别样理解，即在时代与命运的多重审视下，最终实现对苦难的超越。这种直面苦难、超越苦难的人生观念，构成了“创伤书写”中独特的东方智慧。于苦难的沙漠中找寻希望的绿洲，于喧嚣的社会中寻觅心灵的归宿。《托钵记》将创作中心聚焦于社会中的小人物群体，透视他们在生活苦难中的艰辛与坚守。这与作者曾经的记者身份有着密切联系，他对这些隐匿在黑暗街巷中的“微光”有着强烈的共情。自封为司令的残疾父亲，带领村民对抗干旱的胡八爷父子，在广州行乞的阅粤一家……九个故事中每个人物的经历都渗透出作者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与思考。

　　作者对苦难的诗意化叙述主要体现在语言和主题两个方面。首先在语言风格方面，通过语言的韵律变化，塑造诗意的语言风格，更具可读性；其次，在主题表达方面，对苦难的处理方式不是以悲剧结尾，而是让苦难与救赎同时出现。在《自封为司令的爸爸》一篇中，被疾病侵扰的父亲一直以一个残疾的形象出现在读者心中，但在文章末尾，即将离世的父亲却又回归到了正常家庭中给予孩子温情的父辈形象，书写苦难的同时在读者心中埋下了希望的稻种。作者从西北写到华南，不同的地理风貌与人情样态赋予了小说多元的文化厚度，但对生命的尊重始终贯穿在小说的各个角落，在对人生的苦难与烟火的书写中，小说的生命力油然而生。

　　如果说对苦难的诗意化叙述是《托钵记》的外部形式，那么古老且真切的善意则是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内部精髓。这种善意源自中国文化在千年间流转刻下的斑驳记忆，是在儒道哲学的熏陶下积淀出的精神刻印。在《自封为司令的爸爸》一节中，“我颤抖着双手，轻轻扶起他的头，他亲热地看着我，突然微笑着说”，汪泉将父子间的生死离别加以诗意化的善意渲染，将死亡的恐惧阴影巧妙过渡为人性的温情记录，在善意的斑驳流露中驱散了苦难带来的压抑。（李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