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　明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天幕上，茹志鹃的名字犹如一株倔强生长的百合，既沐浴过革命文学的阳光，又承载着人性书写的雨露。从战火纷飞中走来的她，以《百合花》的纯真开启文学生涯，以《剪辑错了的故事》的冷峻叩击时代命题，用四十年创作实践编织出一张连接战争记忆、女性命运与历史反思的文学之网。她的短篇小说始终以细腻的笔触触碰时代脉搏，在革命理想与人性真实的张力中建构独特的艺术世界。作为跨越“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作家，茹志鹃的作品既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体记忆，又在叙事革新中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审美价值。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审其手稿的修改密码、作品的风格嬗变与精神坐标的位移，不仅是对一位作家的纪念，更是对共和国文学发展脉络的深度勘探。

　　生命褶皱与文学基因的互文

　　茹志鹃的文学胚胎，孕育于二十世纪中国最动荡的褶皱之中。三岁丧母、十一岁失怙的童年创伤，将孤独与漂泊刻入她的精神基因。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的抉择，不仅是个体命运的转折，更在苏中公学的战地剧团里，完成了从流离孤女到文艺战士的身份重构。她惯于在炮火间隙记录“竹海雾霭”与“战士额角的汗珠”，这种对细微之美的捕捉，后来凝结为《百合花》中“枪筒插野菊”的经典意象。

　　战争记忆与生存体验的叠合，形塑了她独特的观察视角。1958年《延河》刊发的《百合花》版本里，“通讯员牺牲”场景原为直白的战场描写，经茅盾指点后改为新媳妇“细细密密缝补破洞”的侧写。修订本的修改痕迹揭示，她擅于将宏大叙事溶解于人性微光，这种“以小见大”的创作观，既源于文工团时期《白毛女》演出引发的“艺术力量”震撼，也得益于战地包扎所里对生命脆弱与坚韧的切身感知。

　　抒情传统的突围与叙事实验

　　茹志鹃的文学史意义，在于重构了革命叙事的抒情维度。《百合花》的版本校勘显示，新媳妇从“痛哭扑向遗体”到“沉默缝补”的转变，不仅是文学技巧的进化，更是审美伦理的觉醒，她将政治话语转化为情感共振，用“百合花被”的意象完成军民关系的诗性转译。这种“微笑”的叙事策略，在1962年《静静的产院》中达到极致，谭婶婶面对产床技术革新时的心理褶皱，通过“抚摸旧剪刀”与“凝望新器械”的细节并置，实现了集体化运动中个体焦虑的隐性表达。

　　意象系统的精心营造构成其诗化叙事的重要特征。《百合花》中反复出现的“百合花被”，《静静的产院》里象征新旧交替的“产床”，《剪辑错了的故事》中见证历史虚妄的“红枣树”，皆在具象与抽象之间架起意义的桥梁。特别是《草原上的小路》结尾处“月光下的小路像一条淡淡的白线”，以视觉留白营造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古典意境，将现实批判升华为审美超越。

　　女性书写的意识觉醒

　　作为女性文学的先驱，茹志鹃构建了革命语境下独特的性别诗学。在《百合花》的叙事结构中，“我”作为文工团女兵的视角，既参与故事又疏离于战争核心，这种“边缘化”站位反而成就了观察的纵深度：通讯员衣肩的破洞、新媳妇鬓角的绒毛，这些被男性叙事忽略的细节，成为解码战争人性的密钥。正如1980年《家务事》所表现的“家庭是观测社会病的显微镜”，道出了她以私域透视公域的创作方法论。

　　她的女性形象谱系呈现出历史演进性。早期作品中的新媳妇、谭婶婶承载着“奉献者”的集体印记；新时期《儿女情》中的田井主任，却在“将儿子塞进行李车”的荒诞场景中，暴露出革命伦理与母性本能的撕裂。这种从“歌颂”到“解剖”的转变，在自传体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达到高潮，孤女小萼“偷吃供果”的饥饿记忆，被提升为理解二十世纪中国苦难的隐喻。“胃的记忆比思想更真实”的表达彰显出身体叙事的历史穿透力。

　　从革命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批判

　　新时期文学转型期，她的创作迸发出惊人的思辨能量。1979年发表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标志着茹志鹃创作的重要转折。小说通过农民老寿的视角，揭露“大跃进”时期虚报产量、强征口粮的荒诞现实，其中“砍枣树炼钢”的细节描写，以黑色幽默的笔法展现极左政策对民间伦理的破坏。这种对历史创伤的直面，在《草原上的小路》中转化为对精神异化的深刻剖析，石均父子的政治遭遇与杨萌的救赎努力，共同构成对特殊年代人性考验的立体呈现。

　　《剪辑错了的故事》手稿上，老寿记忆中的“红枣树”与现实中的“代食品”形成时空蒙太奇，这种“历史错位”手法，较之同期“伤痕文学”更具结构野心。《草原上的小路》修改稿中，“石均撕毁申诉信”情节旁的批注“人性异化的标本”，彰显出知识分子的冷峻审视。从“百合花”到“错剪的胶片”，她的风格嬗变轨迹，恰是共和国文学从单一书写到多元反思的微观镜像。

　　传统的继承与美学的开拓

　　将茹志鹃置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长河观察，可见其创作对“诗化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丁玲《在医院中》的知识分子视角、孙犁“荷花淀派”的抒情气质，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创造性转化。而《剪辑错了的故事》对历史荒诞性的揭示，又与稍后出现的“反思文学”形成精神共鸣，展现出作家感应时代思潮的敏锐度。

　　在美学范式上，她的“百合花”式叙事，以日常细节折射时代风云、用女性感知软化历史叙事、借意象系统升华现实批判，为当代文学提供了重要启示。她的女儿王安忆对城市日常的诗意捕捉，亦可视为这种美学传统的当代回响。

　　文学星火的代际传递

　　茹志鹃的创作生命，始终贯穿着与传统的对话与创新。早期《关大妈》对鲁迅乡土书写的致敬，《三走严庄》对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化用，展现出解放区美学与海派文化的交融。晚年与王安忆合著的《母女同游美利坚》，两代作家的思想交织如对话，母亲写道“密西西比河的黄昏让我想起邬桥的雾”，女儿回复道“但这里没有历史的叹息”。这种代际传承在《长恨歌》的弄堂叙事中延续，王琦瑶对旗袍织锦的考究，恰是《百合花》中“细细缝补”的美学变奏。

　　她的文学遗产更滋养着当代写作范式。苏童的《妻妾成群》的意象经营暗合《百合花》的细节密度，毕飞宇《推拿》中对盲人触觉的描摹，恰似《草原上的小路》的感官书写，《剪辑错了的故事》中的时空拼贴手法与后现代元小说形成跨时空共鸣。这种经典文本的再生能力，印证了茹志鹃文学基因的当代性。

　　回望茹志鹃的文学长河，从战地包扎所的青春书写，到历史褶皱间的冷峻沉思，她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双重自觉，既做时代忠实的书记员，又当人性永恒的勘探者。那些手稿上密布的修改符号，那些意象体系中生长的精神年轮，共同构筑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坐标。在这里，集体记忆与个体命运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选项，女性经验升华为普遍性的生命寓言。当今天的读者重抚“百合花被”上细密的针脚，触碰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的体温，更是文学穿越时空的精神肌理。先生百年，百合常开。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