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逸尘

　　在“世界文学”的谱系里，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展开的叙事与想象始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存在，当然，也是诸多经典作家作品矗立之所在。随着越来越多原本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档案资料以及亲历口述被发现与解密，人们的政治站位、思想认知、价值判断亦随之动态调整，历史与现实的勾连与互动持续影响着文学创作者的视角与观念。战争本身可以说是冲突爆发的极端形式，敌对双方的立场与利益几乎无法调和，但文学所关注的或者说要表现的却是极其丰饶繁复的历史进程、生活状态与人生命运，它往往超越战争本身二元对立的政治诉求，在更为高蹈、幽微的哲学与人性层面进行深入、独异的剖析与探索。也因此，“二战”题材文学经典连绵不绝，既为不同时代、地域的读者所钟爱，亦成为“世界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翼。

　　2025年是个特殊年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迎来80周年纪念。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对“二战”做出深刻思考与艺术表达是中国文学的责任和义务。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因其体量和文体优势，承载着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国族创伤和难以磨灭的民族记忆，经久不衰，历沧桑而弥新。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14年艰苦卓绝的伟大抗战进程中，民族危亡关头文学与时代使命紧密结合的抗战文学传统逐渐形成，嵌入并支撑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谱系。诸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将民族命运与个体生命体验深度融合，形成了“个人—家国”的叙事范式。这一文学传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兼具现实主义精神与多元艺术探索，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精神遗产，对后世的抗战叙事产生了深远且持续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历史成为十七年文学的主流题材，其中不少作品后来被誉为“红色经典”。这些作品具有较为鲜明的民族风格与中国气派，强烈的象征手法彰显了一个新生国家最具浪漫情怀的审美基调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对正在建设新中国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艺术感染与精神鼓舞。新时期以降，“新历史主义”逐渐为抗战亲历者的后辈作家们所吸纳，政治话语之外，作品更多融入了历史文化、伦理道德、人文风俗、宗教信仰、人心善恶等复杂社会形态的“全息化”书写。21世纪初，在市场的推动与影响下，抗战叙事也出现了一些通俗化与类型化的创作倾向，但在笔者看来，无论作家的思想如何深刻、视角多么独特、技巧怎样花样翻新，对历史经验的具象书写以及对战争进程的严肃描摹，都应该成为判断一部抗战题材长篇小说质地、价值的重要标准。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视域与方法

　　回顾抗战文学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抗战叙事对历史、对战争、对人性的理解和把握更具概括力、想象力，作品也更具总体性、超越性

　　过往的中国当代文学热衷于追踪历史和现实中的“变量”，对于“常量”的续写有所弱化甚至被遮蔽。更年轻的作家们没有亲身经历，与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越发疏离。他们笔下的抗战、回望的英雄，更多地是基于某种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理念的想象和建构。集体概念、战争的正义性等某个阶段被一些年轻作家悬置，这种含混暧昧的历史观多少影响了年轻一代受众的历史认知和价值判断。因此，新时代的抗战叙事有必要跳脱出西方化、好莱坞式的战争观念，摆脱消解抗战正义性，消解中国军队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道德属性的思维惯性，在对抗战史实的精准还原、细腻描摹中重建中国式的英雄叙事。

　　进入新时代，文化强国、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视域、新的主题与新的可能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践行，更为新时代文学敞开了宏阔的世界性视野和人类共通的情感结构，成为一个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伟大而辉煌的、兼具现实与历史意义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核心是全人类的视角与格局，表达的是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关切，是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真诚向往。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方主战场，在战争全局中居于不可替代的关键位置。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汇聚成正义的洪流，结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携手奋战、互相帮助、患难与共的史实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生动体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抗战叙事对历史、对战争、对人性的理解和把握更具概括力、想象力，作品也更具总体性、超越性；以“二战”题材世界文学经典为参照，描摹的是不同国家、差异族群或相邻地域的人们所共有的战争经验与命运遭际，建构的是利益相连、生死相关、心意相通的共同价值观，表达的是对更广泛地区、更广大人们命运的整体观照，是对人类共通情感结构、价值判断、生命经验、心灵世界的深切理解。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新的历史与文学观念，创作主体更加关注战争历史中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个体记忆与民间传奇，试图打捞起那些关乎集体命运也牵系国族历史的记忆碎片，廓清战争与时代晦暗驳杂的面影。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年来，中国的抗战文学历经多个历史时期的艰辛探索，也迎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新时代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如都梁的《大崩溃》（2012），李西岳的《血地》（2013），徐贵祥的《马上天下》（2012）、《对阵》（2017）、《英雄山》（2021），何顿的《来生再见》（2013）、《黄埔四期》（2015），范稳的《吾血吾土》（2014）、《重庆之眼》（2017），海飞的《回家》（2014）、《惊蛰》（2017），李骏虎的《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2015），熊育群的《己卯年雨雪》（2016），李亚的《花好月圆》（2017），陶纯的《浪漫沧桑》（2017），张翎的《劳燕》（2017），兰晓龙的《我的团长我的团》（2018），老藤的《刀兵过》（2018），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2019），麦家的《人生海海》（2019），何鸿的《大西迁》（2021），张庆国的《老鹰之歌》（2021），黄孝阳、陶林的《队伍》三部曲（2021），邱振刚的《夜北平1938》（2023），房伟的《石头城》（2024），赵德发的《大海风》（2025），贾秀琰的《故园今日海棠开》（2025），牛余和的《蘸火记》（2025）、张锐强的《钢铁玫瑰》（2025）等接续涌现，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取得了新突破，成为一种现象级的重要文学存在。

　　整体而言，新时代抗战题材长篇小说承载着作家对历史、对战争、对人的发现与省察；语言、叙述、结构等形式层面较之以往明显“陌生化”，作品的文学性、技术含量、信息量和精神容量大幅提升；无论是建构总体性的战争史诗，还是书写生命存在的“内在经验”，都有意识地让敌我双方、相关各方在极端情境和高度戏剧性的冲突中互见，彰显出强烈的理性色彩与思辨品格。

　　新的时代方位和文学坐标下，我们对抗战叙事的理解和判断不应再拘囿于特定题材内部，而要看作品能否突破题材的狭限，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视域、新观念、新方法，进而与世界文学经典对话。

　　总体化写作与史诗性建构

　　开阔、强健、注重整体思维的总体化写作之于抗战题材长篇小说，体现为对战争历史的大跨度、大幅面、大纵深描摹。进入新时代，创作主体自觉将历史与现实作为时空整体来思考与叙述，小说的“史诗性”由此得以生长

　　在现实主义文论中，总体性指文学反映生活的整体，或从整体的视角反映生活。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宏大叙事是历史叙事的主体或主流，长篇小说基于自身庞大的体量和文体特点，最适宜进行宏大叙事。当史诗情结和宏大叙事的激情被特定的“文学场机制”唤醒，开阔、强健、注重整体思维的总体化写作之于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往往首先体现为对战争历史的大跨度、大幅面、大纵深描摹。

　　总体化写作除了在横向空间上巨细无遗地描摹宽幅战场画卷，当然还包含从纵向时间里探寻抗战历史与现实人生旷日持久、缠绕纠结的真相。范稳的《吾血吾土》是一部反映西南联大时期一代知识分子投笔从戎、抗日救亡的英雄史诗，细腻爬梳、连缀起个体生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心灵史。作家试图写出人与历史的遭遇，更准确地说，是要写出一组对位但不对等的关系：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如何被卷入历史又如何返身影响历史进程的。《吾血吾土》的结构方式独特且意味深长，五个单元分别对应抗战老兵赵广陵五次对党和人民就其新中国成立前的“罪行”进行交代的告罪卷宗。中日两国老兵对历史记忆话语权的“争夺”，也警醒人们要认真对待历史，警惕历史被随意涂抹或遗忘。小说放大了历史之悖谬，于抗战英雄漫长且悲情的“赎罪”路途中凸显英雄精神的恒常底色与不朽质感。

　　都梁的《大崩溃》便是一部总体化建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史诗性作品。作家以宏阔的整体视野、强悍的思想能力和充分的知识准备，大规模、多角度介入战场时空，全方位审视国际、国内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围绕1944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计划”展开叙事。三条情节线索分头并进，从不同侧面展现大的战略态势，细腻而生动地呈现出前线、后方、高层、民众的战时状态，最终汇聚在惨烈的衡阳之战中。都梁对各种武器性能、单兵作战能力、作战组织形态掌握得非常充分，细致呈现出战争的胶着状态与战场的诸般细节，写出了战争的节奏、气味和色彩，小说语言亦具备极强的视觉效果和情感张力。上至统帅、将领，下到士兵、小民，作家借助不同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串联起对整个大战场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角落的深度思考，对抗战历史的整体书写正是在这些琐细、坚韧的生命细节中达成的。

　　时代风云的翻涌浮沉中，有剧烈的冲突流变，亦有恒常不朽的价值驻留。老藤的《刀兵过》聚焦中医文化的道与技，将辽河下游平原的抗战历史书写得格局宏阔、意境深远。小说时间上跨越从晚清至当代的百年风云，通过王克笙、王明鹤行医救人、立德立心的父子传承，审视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衰轮回，印证时代、社会的发展变迁。深邃博大的中医文化于战争的动荡变化中守护着日常生活的确定性，虚实相生间流淌出以往抗战叙事中少有的浓烈的文化旨趣。在既往与抗战相关联的历史叙事中，以大海为题材、以海洋文化为视角的作品并不多见。赵德发的《大海风》以海洋为故事背景与核心意象，通过多重视角交叉的叙事手法，反映出中西方文化在大的历史转折处如何碰撞、融合。主人公邢昭衍建立船队、实业救国的梦想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而破灭。在日军即将侵略青岛前，邢昭衍将自己亲手创建的船队沉入大海，以延缓日军的侵略步伐，随后走上了抗战的道路。小说的故事情节何其英勇悲壮，场景细节又极其扎实细腻，赵德发以很强的写实能力再现特定历史时期青岛、上海、大连等港口城市经济运行的逻辑，展现出时代重大变革中，支撑中国社会、家族、个人屹立不倒的家国情怀与英雄精神。

　　李骏虎的《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取材自“红军东征山西进行抗战”的真实历史，作品先在地具有了文学与历史的双重价值与意义。一场政治与军事浑然一体的大较量，以颇为波谲云诡且惊心动魄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真实性与对历史人物的成功塑造成就了小说最为重要的文本特色。毛泽东在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进程中的文学形象十分鲜活生动，一代伟人的机敏与睿智、幽默与淡定、尤其是他那臻于化境的战略思维令人读后印象深刻。小说对阎锡山的形象塑造虽然着墨不多，却显得生动活泛且颇具地域文化特色。

　　同样是取材于真实的历史，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基于近代世界历史的宏大视野，站在东西方文明的交叉路口审视文明的悖论与冲突，探讨不同政治话语、伦理体系、价值判断交融互鉴的可能。小说以1941年香港保卫战为背景，多维度复现主人公郁漱石在日军战俘营里三年零八个月的经历，以及他一个人的抵抗。小说以人道主义为精神基点，超越了狭隘的道德伦理和民族主义情绪，书写了一段直面复杂人性的残酷故事。为写作此书，邓一光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档案馆、资料室查阅了海量的文字及影像资料，参考了大量亲历者的口述及相关历史著作。小说以庭审为结构形式，条块状的故事线索互相拼接、彼此印证。多重视角交织的复调叙事，使得不同人物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恰恰是这些奋不顾身、顽强抗争的小人物支撑着历史的完整与可信，以往单向度的战争历史由此呈现出更为复杂、写实的样貌。作品的叙事切口虽小，却直面诸如宗教、文化、语言等重大问题，对战争与和平、民族与国家、国家与个人、人性善恶与战争伦理等等复杂关系展开讨论，在总体化写作中处理各种国际性的矛盾、歧义与辩论，彰显出强大的历史吞吐与思辨力量。

　　进入新时代，创作主体往往自觉地将历史与之后延续的“现实”作为一个时空整体进行思考与叙述。充分地拉开时间与空间后，错综复杂的话语形式容纳了更加丰富的信息，小说的“史诗性”由此得以生长。在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延宕中，历史与“现实”频繁遭遇，碰撞出较之以往更加深邃、锐利的思想语义。

　　“历史化”祛魅与“内在经验”转化

　　新时代抗战题材长篇小说作家首先要对“历史化”进行祛魅，为那些试图探寻抗战历史底层逻辑的作家提供打捞记忆、想象存在的空间。其次，注重“内在经验”和对战争历史的日常化书写，成为新时代抗战文学的重要叙事策略

　　从叙事角度论，包括正在发生的现实也已经成为历史，长篇小说本质上讲就是历史叙事。相较以往，新时代抗战题材长篇小说首先要对“历史化”进行祛魅。“历史化”是秉持某一意识形态立场与观念对历史认知进行的理性建构，它与本真的历史真实间存在着诸多缝隙、断裂甚至是抵牾。祛“历史化”之魅，恰为那些试图探寻抗战历史底层逻辑的作家提供打捞记忆、想象存在的空间。

　　张庆国的《老鹰之歌》开篇以一种不同于前人的独异视角切入历史现场。滇缅公路上，数不清的卡车满载物资在这条中国抗战的生命线上挣扎前行。主人公小林是抗战运输队的驾驶员，这个特殊的职业身份，牵出了一条重要却又隐秘的历史线索。在中国抗战历史乃至整个“二战”历史中，南洋华侨机工归国参加抗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存在，张庆国的叙事意旨没有拘泥于现有的史料本身，试图描摹一种新鲜的历史面相——一种可以为人类所通约、可以为中西方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所共享的情感结构，将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南洋华人置于其中。在这里，历史可以互见甚至互鉴。跳脱历史定见，超越单一判断，张庆国秉持着一种富于穿透性的爱意，倾全部灵魂以赴之，理解、体恤人物的经验和情感、生活和命运。

　　抗日战争犹如一股巨大的洪流，裹挟着那些历史的真相与亲历者，沿着确定的方向一路狂奔。人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偶然性作为一种坚实的存在，宛若历史洪河道里的巨石，时光荏苒，潮起潮落，终究水落石出。进入新时代，作家们并没有止步于一般性的正史讲述，而是对抗战历史蕴含的丰富意涵进行再挖掘、再建构与再阐释，民间视角与个体记忆逐渐成为抗战叙事的主要题材资源。

　　何顿的《来生再见》以民间视角进行英雄叙事，试图唤醒人们对这些几被遗忘的抵抗者的记忆，这本身也传达了作家对抗战本质的理解——历史其实是千千万万具体的个人写成的。何顿的历史观是民间化的、个体化的，在他看来，抗日战争是一场人民的战争。这里的人民，不是被放置在意识形态符号中的，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黄抗日等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战场上的普通士兵，他们也怕死，被俘时也遭受屈辱，最终他们在战火中经受住了考验。然而，何顿并不想将他们神圣化、英雄化。他摒弃了诸如宁死不屈、舍生取义等英雄观念对人物形象的束缚，力图逼真呈现战争导致的真实的人性困境。到了《黄埔四期》，何顿聚焦抗战老兵经历的社会变迁和命运浮沉，在生活的流态中着力书写初心的坚定与生命的坚韧，张扬民族精神的勃勃伟力，礼赞慰藉心灵、拔擢灵魂的爱情，在更深层次上通达人类共通的精神和情感体验。

　　进入新时代，作家们不再执着于对人物性格、叙事模式、题材边界等“外在经验”的横向拓展，亦不拘泥于事象表层和故事本身的起承转合，而是开启了对诸如长篇小说的文体、人的心灵情感、生存命运等“内在经验”的纵深掘进。“内在经验”的诗学转化指向的是对战争历史的日常化甚至边缘性书写，它与宏大叙事相对，成为新时代抗战题材长篇小说的重要叙事策略。

　　战争状态下，日常生活的舒展痕迹往往被笼罩在巨大的历史幕布之下，脆弱而隐秘。海飞的《回家》试图将隐匿的生命轨迹从历史的角落里发掘出来，拼接成一部属于生命“内在经验”的秘史。小说通篇充满着各方士兵对家的记忆、对家庭生活的想象，和对达成“回家”这一行动的终极渴求。不仅陈岭北、黄灿灿等中国军人心怀回家的梦想，香河正男等日军官兵也是如此。战争将人抛入并囚禁于极端经验的牢笼之中，而人拼尽全力甚至牺牲生命想要回归的正是故土家园的日常生活。事实上，极端经验与日常经验间的差异构成了小说结构层面的裂隙，处理得不好就容易显得“两张皮”。海飞用华丽且富于诗性的语言、精妙的比喻、动人的细节以及写景状物、风俗俚语有效填充了这重裂隙。

　　房伟的《石头城》花费三分之一的篇幅来描摹抗战爆发前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从金陵女大学生出行的穿搭、苏州娘姨的奥灶面到蒋家老宅的中式置景，无不细致刻画。有了精致安稳日子的铺垫，以“南京毒酒事件”为原型写就的“猎舌行动”一章，便更加凸显出个体生命的尊严与反抗日军的悲壮。作家并非要通过日常经验的描摹来批判普通人庸懦求生的本能，而是在个体与集体、极端与日常的对照中解锁一个家族、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性格气质的底色与密码。解锁宏大战争事件的密码往往并不一定比揭开一个小人物身上的谜团更加复杂、艰难。麦家的《人生海海》围绕着上校身上的诸多谜团展开繁复的解密；多视点、零散化、非线性的叙事以及个性化的生动语言，打破了个体生命身上各种极端经验与特殊经历的枷锁，还原了一个复杂历史人物的日常经验与世俗生活；超越西式英雄悲剧的失败宿命，书写了一段中国式的顺天知命、隐而不发的英雄传奇。

　　围绕着英雄还是叛徒、晦暗还是光明的疑难，徐贵祥的《英雄山》从始至终都透着几分玄幻甚或魔幻的色彩。人生的穿插、命运的反转，无疑给读者带来极大的新奇体验和心灵震撼。徐贵祥力图呈现人在历史转折点上自发的觉醒，也同时相信社会、政治事件的感应力足以戏剧化地改变人的命运，并且将他们的行动包裹在预设的道德意义和革命伦理中。“英雄山”作为集体主义的隐喻，托举护佑着“民族国家”的存在，但历史的星空却是由一个个生命个体点亮的。徐贵祥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发现了诗化的、觉醒的“个人”，重构了“个人”“集体”与“民族国家”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联。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已经习惯了宏观的抗战历史叙事，那种史诗性的辽远壮阔确实令人着迷。从完整的线性历史和时间框架中，人们可以得出一种清晰明确的价值判断，进而获得对英雄精神的体认与尊崇。然而，拉开一定的时空距离回望，抗战历史丰富甚或驳杂的面相，仍需在战争各方进行对话、互动、交流的平台上才有可能相对完整且真实地显露。在新时代的抗战叙事中，战争进程是一组组生命关系、一道道心灵轨迹的缠绕、碰撞。从“独白”转向“对话”的“大历史观”，使得各方政治势力甚至是敌我之间能够在同一历史场域和精神时空中互见及至互鉴。

　　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的快速迭代，世界范围的传播形式正在经历深度转型。围绕着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不同国家间的文化软实力竞争越发激烈。以文学方式展现国家形象并进行更加情感化、艺术化的对外传播，就对作品的诠释力、传播力和渗透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创作主体对抗战历史的理解与观照渐趋开放，多样的叙事视角和形式技巧挖掘出多向的主题意涵。作家们更加普遍且自觉地意识到人的生命存在、隐秘心理、情感动机、命运遭际与抗战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作品也在着力探讨个人、集体、国家如何维持着辩证统一的关系，思考人们的坚守、牺牲、拼搏、追求的意义。这种检视和省察并非对正史讲述的颠覆，而是有效保存了历史的细节甚至毛边，最大限度守护着不同国籍、地域、立场、教育背景的受众对“二战”历史的共情与共鸣。

　　想象一种关乎崇高、英雄、阳刚、壮美的文学存在，探寻一种彰显人性上限和“人间值得”的言说方式，在新的历史观念和文学方法基础上，新时代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延伸出了新的思想空间与美学向度。从有限的战争走向无限的文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宏阔而立体、深邃且整全，为新时代抗战文学开辟出了新的路径与可能。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